浅析郁达夫与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和鲁迅齐名的文学大家,郁达夫因其具有的天生悲观精神使得他创造了众多的沉沦者的形象,这些形象大多命运悲惨,他的作品也常常流溢出世纪末的感伤情绪和颓唐气息,因此这些形象被统称为＂零余者＂。本文就对郁达夫的生平经历和＂零余者＂的形象进行简要的分析。     

屠格涅夫和郁达夫：从“多余人”到“零余者”

1850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多余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生活不得志,情感不得志,英年早逝的“多余人”丘尔卡图林的形象。1921年,中国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塑造了一个性格抑郁,情感孤独,过早告别人生的类似人物“他”的形象。1924年,郁达夫发表散文《零余者》,开始为自己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寻求名分。1932年,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翻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于是,他笔下的类似的形象就被称为“零余者”。     

风雨茅庐：悲情文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伤心地

现代文坛大家、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郁达夫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也为后人瞩目。他留在杭州市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虽然历尽沧桑,却风韵依旧,令人流连忘返。     

一支“文人欲得精神慰藉，战士觅寻灵魂解脱”的琴箫合奏曲——《故都的秋》主题的思考

郁达夫以清竣的文笔书写了自己对故都秋的无限眷恋之情,喜欢清、静这些自然景致都好理解,为什么喜欢“悲凉”？因为郁达夫的心灵深处结上了一层抹之不去的灰暗的膜,而且这个膜越积越厚,悲凉似乎已成他身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爱与怨的纠结——郁达夫留日作品的双重抒写

有着近十年日本留学经历的作家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留日作品中对异国形象的个性化抒写,对于研究近现代留学生对祖国对异域的双重矛盾心理具有重要文化意义。本文从郁达夫自身经历出发,结合社会现实和作品形象,研究一代留学生对祖国、对日本爱与怨的复杂心理。     

文学才子与封疆大吏的托孤之交

郁达夫(名文,以字行,又字荫生,1896—1945)生前才情卓异,交游天下。有人评说他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界“交游最广、朋友最多的一个”,此言不虚。在郁达夫的诸多旧友新知中,有一个人物颇值得注目：此人曾足国民党内声势煊赫的“新政学系”巨头之一,又数度出任国民政府的封疆大吏,他还是一位行伍起家、久历征战     

胡适倡导白话文轶事

在我国现代史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也在我国现代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曾经在国内、国外及港澳地区,先后获得过52个博士头衔,尽管这些头衔“名誉”的成分很大,但也可以看出他在文化方面的造诣和影响。“五四”时期,胡适曾大力提倡白话文,攻击文言文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为了推行白话文,他还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哩！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赞扬。这时,一些醉心于文言文的学生不免对他的讲课生出抵触情绪。就在胡教授讲得最得意之时…     

见代作家与饮酒

郁达夫：“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作为“五四”时期浪漫抒情派的中坚人物,郁达夫一生著作等身,享誉文坛。然而生逢乱世,郁达夫颇觉苦闷,终日饮酒消愁,每顿必饮黄酒一斤,有时也喝白兰地,常饮得酩酊大醉。     

郁达夫“春江钓徒”的笔名及来历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以字行于世。至于他的笔名则很少有人研究。已故著名现代文学收藏家瞿光熙先生曾撰《关于郁达夫的笔名》一文,对郁达夫的笔名进行了考证,证明郁达夫曾以"曰归"的笔名发表过两篇文章,他写道:郁达夫确实有个笔名"曰归"。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正>郁达夫和沈从文都是我极敬重的作家,郁达夫笔下的浙东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好似桃花源,至今仍吸引着无数文学爱好者的怀古幽思。1923年,20岁的沈从文做了     

李白爱当“上门女婿”

在大家的心目中,诗仙李白一直以狂士的形象存在着,他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些诗句何其潇洒,何其狂放。他叫“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何曾把权贵放在眼里。     

关于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探讨

郁达夫小说的写作风格以及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与作者生活年代的动荡、贫苦有着莫大的干系。而1922年作为郁达夫写作的一个分水岭,其在1922年之前(日本留学期间)的写作风格主要以诉说"性的苦闷"为主,作者在1922年回国之后,目睹了我国社会底层的的黑暗与贫苦之后,写作风格又渐渐转变为诉说"生活苦闷"。由于这两大时期的转变,使得作者这两个时期所写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述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笔者就通过对郁达夫小说的详细研究,论述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类型,以及其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特点及意义,以供相关研究者们参考所用。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苏童笔下的男人

走进苏童为我们营造的文学世界,看见他笔下的各色男女,除了看到他对被命运玩弄的女人们的哀挽之外,我们还能看到的一个显著之点就是:“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这句话多次由他笔下的女人口中说出来。让我们来看几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为了让这些男人们有代表性,苏童分别把他们安排在中国的不同时代。     

仰起的脸和傲气的眼

十八九岁时有段时间,没上学也没工作,留在家里每天读书写作．过着“零负担”的日子。     

与郁达夫分手后的王映霞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时人传诵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近150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论文对秘鲁非华裔作家和华裔作家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秘鲁文学界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作者群体塑造的中国形象。从1872年该国文坛出现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到2017年最新一部作品发表的近150年中,非华裔作家的苦力文学和批判文学从“他者”视角,主要塑造了中国迟暮帝国的负面形象;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渐成气候的华裔作家的寻根文学,则从“主体”视角塑造了中国东方大国的正面形象。秘鲁华裔作家在作品中打造命运共同体获得成功,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该国乃至拉美的影响力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秘鲁文学中对当代中国书写的缺失,促使我们在进行对外文化传播中不断创新,加强对中国新形象的塑造。     

论丰子恺的散文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散文作家。早在1935年,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就在序言中指出过:“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郁达夫这里所指的还主要是丰子恺二十年代的作品。其实,丰子恺三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更其具有特色。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因种种原故,建国后却较少为研究者所关注,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虽然丰子恺的散文成     

郁达夫初次从政

我于1936年1月进入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室工作,同年2月郁达夫亦来省府初任参议,后任书处公报室主任。郁达夫初次从政,不懂得什么规,对办公制度任意随便,不像一般科秘主管那样谨。他与同事很易于相处,既不像一般官吏,又不像一般文人。官吏有官吏的架子,一般多媚上傲下,同僚圆滑;文人也有文人的习气,一般多同人相轻,自尊夸张。郁达夫既无官僚架子,又无文人习气。对人不分上下,一样看待,在办公厅甚至携壶招呼勤务共饮。他待人爽直坦率,人缘甚佳,所以尽管他在闽省府期间生活有些不羁,但大家对他不但不加非议,反觉此人有趣可亲。这是郁达夫做人和…     

李大钊著作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探析

李大钊著作中两次提到的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是一位在神学、文学等方面有一定造诣,具有宗教信仰的法国博士。他于1916—1920年滞留日本。对比处于战争中的欧美,明治维新后,因侵略战争获胜、获益,使日本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以及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和”与“礼”的社会氛围,这些都让李霞儿产生了宗教般的痴迷,继而把日本看成了世界...     

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及文学成就

包世臣认为,为文除要严守文法,做到“其言有序”外,还要做到“其言有物”,而且就“其言有序”和“其言有物”比较而言,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文字之教”的基本功能是“成其俗”。因此,他主张文学家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与此相联系,他主张为文要“崇实”而反对“致饰”。包世臣诗论的核心,是儒家的诗教原则。当然,作为嘉道年间的重要诗人,包世臣也特别重视诗的艺术性。首先,他认为写诗要直抒胸臆,“言为心声”;其次,他主张华实结合,朴质得宜,反对华而不实,尤其反对“侈于声色”;第三,他虽然反对“侈于声色”,但不反对韵律,认为写诗要讲求平仄。基于上述见解,包世臣将诗分成上、次、下三类。包世臣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二是诗。尤其是他的诗,无论形式的多样性,还是题材的广泛性,以及内容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嘉道年间的诗人中都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