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宋宣和内府所藏“春雷”琴考析

“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戊日设弦已施漆,信有鬼斧兼神工。选材酣饮冒风雪,峨嵋松迈峄阳桐。吴越百衲云和样,‘春雷’亦见宣和宫。……”这是清末琴坛巨擘湖南杨宗稷咏雷威琴之句。从文献记载看,雷威生平所造的琴,以“春雷”为最。“春雷”曾经是北宋宣和殿百琴堂中的第一品,且又经历了金、元两代,著录颇详。这样的琴,如果今天犹     

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1966年,狂潮陡起,中国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当时热情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后,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来…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报纸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中国的报业也未能幸免。不少省市的党的机关报被红卫兵革了命,报社被夺权,报纸被停办,办报人员受冲击。到1967年,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由“文革”前的343种猛降为43种。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自己命名的诸如“东方红”、“全无敌”、“春雷”等一类的报纸。这些眼花缭乱的小报最高时激增到5000多种。一个猛降,一个激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程度。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上）

一门“显学”/听贤哲警世之声/研究“文革”的指针/毛泽东话里有话/魏文伯说“可能要出事”/应当正视,运动初期省委错整了人/被“炮打”/“支持他们革我们的命”拙文《李葆华主政安徽前后》（载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４期）乃订正讹误之作,职责尽了,也就过去了。不意,许多同志令我续写。续下来就是十年“文革”。那十年,李葆华六年半在安徽,是“安徽头号走资派”;三年半在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细审这一沉一浮之间,历史内涵非常丰厚,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文革”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由外国翻译引进的著作即有多种。中国…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春天来啦

正第一声春雷打响、第一朵杏花绽放、第一棵柳树抽芽……这些微不足道的景物都在向我们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春天来啦!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春天的脚步。我和好朋友一起去石头城公园找春天,妈妈准备了一个抽纸盒,里面放着许多写有春天特有景物     

《“万岁”考》还可续考

在乍暖还寒的70年代末,那在全国上下早已响彻云霄、终在“文革”十年达到狂热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虽正缓息,但余音未尽,“声”犹在耳,此时王春瑜先生发表了《“万岁”考》一文,对“万岁”一词追根溯源。     

旅顺博物馆藏“春雷”琴辨

几年前听到传说,旅顺博物馆藏有一张唐斲“春雷”琴,六十年代初曾送至北京,请当时的古琴研究会副会长查阜西氏鉴定过,他确认是唐代制品。唐“春雷”琴是古琴中的一件重器,相传为北宋宣和百琴堂所藏,在元人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著录过,被后人视为“最著名之古琴与最著名大家所制之琴。”而旅顺的这张“春雷’’是否就是那一张?前年有机会在旅顺看到了这张唐琴“春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拯救“文革”博物馆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胡乔木与胡扬在南京的两次会见

1981年冬,南京中山陵国宾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下榻在这里。这是胡乔木“文革”结束复出后第一次来南京。他是江苏盐城人,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因而到南京也可以说是到了故乡。他办完了要办的一些公事以后,便向江苏省委办公厅提出,要会见一位现住南京的老同志。于是,办公厅接待处处长陈中笑便着手安排会见的具体事宜。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不该开的“天窗”

老作家巴金写了一篇建议设“文革”博物馆的文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央报纸也发表过。此文本已收进《讲真话的书》。但是１９９０年这本书出版时,都将文章全文抽去,只留一个题目。出现了共和国图书第一“天窗”事。最近出版的这部书,已将巴金的这篇文章补了上去。这样做是很好的,知错改错便好。但这中间是有发人深省的教训的,但愿今后再不要发生这些本不该发生的事了。     

试看中国“母亲危机”

国人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在母亲的手中。,─—一位德国教育家的话试看中国“母亲危机”──王东华的《发现母亲》令人目瞪口呆的长啸当1999年元旦钟声敲响时,20世纪中国大总结的浪潮便更加汹涌澎湃。在这“百年中国总结”大潮中,一声疾呼长啸令人目瞪口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中国自明清以来出现了每况愈下的“母亲危机”！中国母亲素质近700年来日益下降,一天不如一天！ZO世纪的中国由于五四运动激进思潮带来对“娜拉”的误读,更使中国母亲迅疾消逝,到了“文革”极左年代,‘到了今日商潮滚滚功利主义席卷…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猪倌”王少桃的神枪手生涯

重庆市奉节县（原四川省奉节县）南岸有个叫茅草坝的地方,“文革”时改名叫茅草坝林场。这茅草坝林场有个养猪能手叫王少桃。可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月里,猪养得再好又怎么样呢？既不能提拔,又出不了名,连的小旗一晃,又听旁边的人一阵惊呼：“快打,快打!”王少桃心一紧,来不及多想,一扣扳机,“砰”的一声,子弹出了膛。     

凤凰才女曾子墨

被外国人尤其美国人亲切赞赏的“中国小女孩”,读初中,高中时,年年都是班级的“第一”,被保送上大学：18岁她考“托福”,是当届北京的“第一”;得了奖学金到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专攻难度很大的国际金融,留学4年积分又是名列榜首的“超一流”去华尔街投资银行谋职,又是过关斩将,终于走进了世界顶级的摩根斯坦利;晋升到香港区经理不久,便在海内外人们不可思议声中请辞,毅然决然地加盟凤凰卫视中文台当主持人！她是谁呢？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