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策对其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核心思想指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腐朽的封建政体,还为拓展和深化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国民党统治中国理论上的"合法性"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①.     

论政治合法性的存在意义

以往学者们对政治合法性意义的研究多是关注它对于政治系统的意义。然而,既然政治合法性是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民众关系的评价,那么这个关系如何既关涉政治系统,也关涉社会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和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就政治合法性的社会意义而言,民众通过对政治系统统治合法性的不断追问,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改善自身的权益状况。     

试论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系统建构

政治合法性作为一个系统,其建设只有遵从一定的运行规则和运行规律,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才能使系统有效运行并达到功能最大化。本文就如何在系统指导下建构我国的政治合法体系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探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其睿智和远见,从重塑主流意识形态、加强经济绩效建设、启动政治权威的法理化转型、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着力构建新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不仅成功地化解了“文革”导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且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避免了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政权变色和国家分裂的悲剧。邓小平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对新世纪保持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张学良痛斥国民政府腐败

1990年6月,张学良在台湾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我开始认为国民政府要比军阀好,后来感到比旧军阀还坏。我这才知道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特别是政治上比原来的政客还腐败,别的地方更差。我到了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简单地说,概括四个     

缅甸奈温军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华人的政治地位

华人在居住国的生存、发展问题历来是侨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而考察华人在当地的政治地位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学界对建构“华侨华人学”的讨论方兴未艾,诸位方家的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华侨华人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在有关东南亚政治特别是东南亚华人政治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此外,缅甸华人也是近年来备受忽略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拟从政治合法性角度对奈温时期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做一新的诠释,希望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有所助益。     

意大利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于20世纪初渊源于意大利。墨索里尼作为开山鼻祖,对法西斯主义思潮、运动和体制在国际范围的滋生与泛滥起了先导作用,他于1922年10月率先在意大利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节日与民众动员: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庆纪念日为中心

政治节日常被用来展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时期也可作为民众动员的场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曾利用国庆纪念日来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抗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以抗战来纪念国庆"已成为此间政府号召国人纪念国庆节的重要方式。为更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日常动员进行扩大化运动,并采用节日献金竞赛的方式进行密集的集中动员。通过此种动员方式,民众纷纷响应号召,解囊以资抗战。通过抗战时期国庆日的民众动员,也可看到政治节日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功用,使我们对政治节日有更多的认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从"三个代表"到"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不但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应对变化并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避免合法性危机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及其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提供了契机.     

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各政治力量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事变一出,举世哗然,各种政治力量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