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中的洋务:1978年前

近代中国的问题千头万绪,但论其主题,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中走出,从传统中走出,重建合乎世界潮流趋势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晚期的洋务新政,乃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最具意义。然而,20世纪的政治纷争,使这场现代化运动在不同话语体系中有了不同价值,"现代化叙事"高看了洋务新政,而"革命叙事"则不以为然。"革命叙事"中的洋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意义何在,有哪些调整,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学术史话题。     

从清末洋务史看中国强国御侮思想

清末洋务,为安内乱抵外侮而兴起,虽然如今对洋务一词的评价不一而足,但其对于强大国家、抵御外族入侵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文据以史,深入挖掘洋务运动的"自强"、"御侮"内核,将西方开化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导,在这块东方大地上碰撞出惊醒世人的钟声。强国御侮思想的产生,发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止于西方"拓荒"文化的冲击。三十年的洋务史,便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交叉中艰难行进。     

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晚清湖北新政运动失败探析

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晚清湖北新政运动失败探析宋亚平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湖北地方政府在张之洞等督抚大臣的领导下，继承早期“洋务”精神，围绕“自强”、“求富”目标，组织发动了一场以新式工商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同时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改革开放的新政...     

“洋务新政”推进武汉早期现代化

张之洞以湖北武汉为经邦济世、推行“洋务新政”的舞台。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归纳起来,张之洞在武汉地区的现代化（也有学者称近代化）建设业绩主要有如下诸端：     

时间纵逝流淌 命运谁主沉浮

<正>历史江河,时间流淌,人世沧桑,命运沉浮。一百多年前,一介书生得到李鸿章的栽培和眷佑,由基层道台一路做到封疆大吏。他数十年实干,治水、洋务、"新政"颇有建树。然封建帝制大厦将倾,内忧外患重重,《末世哀臣周馥》殚心竭虑试图拯救危亡,终归壮志难酬悲凉谢幕。正所谓国运如水,个人命运如船,哪怕你人命好如大船巨舰,但水枯则舟止,水惊则船覆。民国初期,共和危机,军阀割据。日本     

慈禧与清末新政

慈禧在清末新政中起着主导作用,其改革意愿直接导致了新政的启动、开展及其转向预备立宪。在此过程中慈禧具有强烈地改变现状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她对新政和预备立宪采取了较多的支持,因而新政时清廷虽日益窘困,但改革却仍继续。     

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

长期以来,学界很少注意到,李鸿章推动下的洋务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历经了一次很大的波折:从前半期的高歌猛进,到后半期的停滞不前。在这一进程中,来自"丁戊奇荒"的冲击,是个十分突出的因素。由于清政府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与赈灾活动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博弈局面。而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格局下,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这一事例表明,关于洋务运动本身,特别是洋务建设的具体进程,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容。此外,虽然军务、洋务和赈务通常分别被归入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但在三者发生复杂互动的情况下,只能从实践出发,抓住以政治属性为中心的认知线索,才能勘定此三者在资源分配上的境遇。     

张之洞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晚清历史发展进程中,张之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在清末内外交困的时局下,先后扮演了清流健将、洋务殿军、新政主角等角色,在晚清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张之洞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铸造了其矛盾复杂的史学思想。     

洋务派在洋务新政中的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忧外患迫使中国人冷静地思考和反省,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感受到了不如西方的地方。由于西方文化首先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残酷的军事侵略,所以人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物质文明的优长方面。出于维护大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地主阶级改革派组成的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等,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新政。     

洋务派与戊戌维新运动

甲午战后,洋务思潮有了新的高涨和发展,洋务派队伍也有所扩大。洋务思潮是戊戌思潮的组成部分,洋务派也属于戊戌时期的改革派。洋务派与维新派有矛盾斗争,但性质是改革派内部之争。戊戌维新运动中,双方合作是主流,洋务派支持、参与了变法活动,推动了变法的发展和走向高潮。变法失败后,洋务派为维护改革的成果进行过努力。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路人,不是顽固派的盟友。通过变法维新,洋务派自身逐渐转化,在其后的清末新政中,转变为立宪派。     

“开明专制”思想的先导——论邵作舟极具特色的政治改革思想

洋务运动时期,新派的改革要求多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学习西方,创办洋务新政,争取富强。邵作舟独树一帜,力主以政治改革为本。认为一国历史文化造就了一国之民性,民性是国家制度的基础;中西民性不同,中西制度必然不同;"开明专制"可使中国迅速崛起。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中西方各有其"势",即各有其发展动力,西方之势在民,中国之势在君。他主张加强君权,同时吸收西方民主因素,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决策,实即建立开明专制。这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清末福建谘议局的产生及其活动

庚子事变后．清王朝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陷入更深的危机．为了扭转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实施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揭开新政的序幕。新政涉及到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虽进程缓慢．但仍然显示出了一派新的气象。而其实质性的改革则从立宪开始．而立宪的突破性进程则以各省谘议局的设立为标志。[第一段]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科举取士为清代士子入仕正途,筹办洋务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为学堂取士所取代.近代学堂取士仿中国传统学校例而加以变通,具有取士与取官混而为一的特点.筹办洋务时期新式学堂初创时取士章程规定与实际运作的探索,影响了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     

1904年安徽留日学生人数考

因兴办洋务的需要,清朝政府自1870年代开始成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到20世纪初期,因推行新政从而形成留学热潮.起始阶段,派遣留学生以欧美为主要目的地.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途较近、费用较低、文化互通等为...     

现代大学之梦:胡适思想的另一个视角

现代大学进入国人的视野,与救亡图存的局势密切相关,而国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则经历了"作育专才"说、"研究高深学问"说和"造文明"说三个阶段的递进。胡适在这一递进中,堪称"造文明"说的先驱。他的"兴大学,造文明"之梦生发于留学时期,实践于归国以后。这一努力虽然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胡适也不免有沮丧之感,但总体上还是应之以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胡适的现代大学梦最终重挫于内战,然其诉诸"造文明"的大学理想,不啻为中国近代大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当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历史人物评价方法探析——以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为例

评论历史人物不能仅仅以三七开、四六开等"中间人物"来进行评论,应全面具体的进行分析。评价李鸿章也不能仅仅就以外交为据,就下定论,应全面看待其一生,对其为官、外交、洋务等方面进行深刻的了解后再具体客观地进行评定。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罗斯福新政研究状况简介

罗斯福新政,一直为世人所瞩目。研究新政的著作车载船装,数量惊人。本文拟将美国学术界研究新政的状况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罗斯福新政研究的简单历史及主要著作。 对新政的研究,从罗斯福时代即已开始。它是美国历史上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赞扬它的人认它为医治美国社会弊病的良方,反对它的人则视之为置文明世界于死地的毒药。 这一时期,新政派人士鼓吹新政的著名书籍,     

清末新政与晚清权力格局

清朝末期,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廷下决心推行新政,企图挽救危局。这场改革,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前无古人,后乏来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以强国雪耻为目的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不但没有稳固清朝的统治,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本文从清廷、地方督抚和立宪派三者的相互博弈中研究晚清的权力格局,并以权力格局为视角探讨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