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国家政权建设下乡村的权力和秩序——以民国前期贾汪矿区为中心

民国前期贾汪矿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呈阶段性起伏波动之势。民初对绅权既尊重又约束的制度安排,保障了矿区的有序发展。1920年代末国家权力全面扩张,政治失意、经济受损的乡村"保护人"即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乡绅投向逐利性基层国家权力,转化为渔利型掮客,导致矿区失序。1933年国家权力重新调整后,新崛起的地方精英与职能强化的地方政府致力于乡村利益和社会公正,修复了矿区秩序。矿区政治和秩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政权建设中制度变革特别是国家权力配置不断调适的结果,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忽视这种阶段性特征,单纯说政权建设成功或失败有失偏颇。     

乡绅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控制——以东北地区旧志为研究视角

近代东北地区,乡绅作为乡村“地方精英”,活跃于官与私、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了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科举制度废除后,乡绅阶层逐渐走向没落,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探索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乡绅阶层。“绅”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异于民。鉴与国内外有些学者往往把官也包括在“绅”的范畴内,笔者特在“绅”     

“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民国初年的乡绅与县政——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县为例

民初黟县乃至徽州的县政,依然是典型的双轨政治。它的特点,是绅权与政权的共治。鉴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这个共治是建立在绅权强势而政权弱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央权威衰弱甚至缺位的乱世,保境安民,是乡绅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大局粗安情况下,绅权倾向于支持并配合政权。但政权一旦扩张渗透到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绅权往往纠结地方各种力量进行抵制。乡绅与地方,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绅权对于地方多有保护,也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     

国计与民生: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中的蔗糖定价之争

抗战时期食糖专卖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川康区原有的蔗糖价格生成机制。由于蔗糖价格不仅与战时经济统制、国家税收休戚相关,也同蔗农、制糖商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蔗糖定价机制的转变最终导致蔗农、制糖商与食糖专卖局之间发生利益纠葛,甚至演变为"官民"纷争。经过多次博弈与角力,在地方政府居中协调下方使各方之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此一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抗战特殊时期协调国计与民生内在关系的紧张与矛盾。     

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

本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的认识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区分了义役的不同类型,即有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之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从乡村上户、胥吏阶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义役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入手,分析了义役败坏的诸般原因。认为民间主导型义役是乡绅集团在差役重压下,试图通过集资助役、自主排役之方式,主动参与赋役征收、地方治安等乡村治理秩序重建的有益尝试。     

载沣与清朝末年的铁路政策

张之洞死后,湖南、湖北掀起了拒债废约运动。载沣不察两省绅民根本无力自办的实情,错误地支持了两省的拒债废约运动,对两省拒债废约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邮传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压力之下,邮传部批准成立湖北铁路公司,搁置了四国借款谈判。日俄第二次协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边疆危机大大加深,修筑铁路成为加强边防政治要图,而铁路商办进展缓慢且弊端重重,四国借款又签字在即,为摆脱困境,载沣仓促推出了干路国有政策。在还股问题上,载沣没有采纳张謇"宽恤民隐"的主张,支持了载泽、盛宣怀以逼迫四省绅民附股的还股方案,对四川绅民的正当诉求置之不理,一味压制,激化了矛盾,导致了局势的最终失控。     

英国福利制度的演变及其调控作用

国家调控是政府调节社会关系,控制社会矛盾的重要管理机制和控制系统。福利制度是国家和政府庞大调控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会问题和经济利益进行调节和控制,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拟对福利调控手段在英国的形成和发展...     

试论绅权

明清时期,绅土在国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但主宰着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担负着连络官民、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早在40年代,吴晗、费孝通等人曾围绕绅权与皇权的关系探讨了绅权的社会特质,本文则试图转换一个视角,从绅权的生成及其社会构成来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一、绅权的生成基于“多元的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所谓二元社会控制体系①,即国家一方面依靠职业官僚集团来维持全国大一统政权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凌驾于基…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其中,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伴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社区的不断收缩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治理也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的趋势。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然而,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困境,影响甚至阻碍了农村社区的发展。为此,乡村精英的培养显得曰趋重要。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伴随着国家权力从农村社区的不断收缩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治理也呈现出结构多元化和主体精英化的趋势。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然而,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困境,影响甚至阻碍了农村社区的发展。为此,乡村精英的培养显得日趋重要。     

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乡村文化治理受制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及经济情境等,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连城铁家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家族,拥有同当地土司相当的家寺、家庙,后由于历史原因全部被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铁氏文化精英主动将宗族“复兴”的系列实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及主流价值观念相调适,官民双方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互相理解和求同存异,而非对立冲突。一场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在铁氏宗族的建构或复兴过程中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清末江苏“商变”浅论

清末十余年间,“民变”、“兵变”两词频繁出现于文档书报,而本文题目所涉及的“商变”一词却似乎未见。但是,“商”与政府背离、进而像“民”与“兵”一样组织起来向政府抗争又是人所共见的客观存在,其发生的频率、动员的规模、社会政治影响都比“民变”或“兵变”有...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