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寯藻《（子史粹言）摘句四条屏》石刻及其书法艺术

祁寯藻（1793～1866年）,字叔颖、淳甫,号观斋、息翁,山西寿阳县平舒村人。清嘉庆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直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世称“二．代帝师（道光、成丰、同治）”、“寿阳相国”。他一生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对朝政有极大影响,而最为今人所称道的祁寯藻书法艺术,精湛高妙,领袖群伦,横绝一时,对当时及后代的书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祁寯藻的书法艺术和他的一幅传世名作——石刻《（子史粹言）摘句四条屏》进行初浅的介绍论述。     

秦石鼓与《石鼓文》

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刻于秦石鼓的《石鼓文》为最早,为东周时期秦韵刻石。而宝鸡正是秦石鼓的故乡。秦石鼓为10个形似大鼓的刻石,石鼓呈馒头形,这是古代石刻中仅见的一例。其石质为花岗岩,颇为坚硬。秦石鼓的具体诞生时代,有好几种说法,但其是秦物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时当周平王元年(前770)。     

解读《创建窑神庙记》

甘泉寺,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境内,属凤凰村,因寺中有泉而得名。寺内山石或隐或露,宛如数条石龙出没其间,故早称龙窝寺。大雄宝殿西,有一殿堂略小,即窑神殿,殿内塑窑神立像,殿前为一碑林,左前方有《创建窑神庙记》碑杂陈其间。据说原有碑碣两块。现存一块即我们所看到的,为嘉庆六年建窑神庙时立,碑南向,高近三米,宽约一米半,上部系雕龙刻“皇清”字样,碑型甚为壮观。雕龙碑帽高105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碑身高236厘米,宽95厘米,厚34厘米;座高26厘米,宽140厘米,厚90厘米。正反两面都有文字,为嘉庆六年六月刻石。     

让大众共享考古--读高蒙河、黄颖《三峡考古记胜》

对于“考古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每个专业的考古学家都会从理论到实践给出一套套系统的说法,并竭尽其能地论证考古学的在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独一无二的价值。但是,考古学家在干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想什么?如何考古?这些大众心灵永久的渴望,却似乎总是被浓重的神秘所笼罩。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欣喜地发现了一本难得的考古“闲书”,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2月出版的《三峡考古记胜》(一下简称《记胜》),该书是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黄颖的最新合著。     

补阙拾遗 以小见大——读《清代科举制度考辩》

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一书,是由十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组合而成,但它们又都围绕清代科举制度这个大题目进行,所以又互有联系。全书偏重释疑,颇多考证。作者在自序中说：“我所选择的,只是我认为目前尚未研究,或研究尚未深入而又有研究价值的题目。”我想,这就是此书价值之所在。     

“训廉谨刑”爱民珍碑——读明代《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

1999年8月,山西临猗县博物馆在维修临晋元代大堂工地中,发现了一通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碑刻,碑石为长方形,高71、长95、厚15厘米碑刻题名为《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为楷书,从右向左,凡31行,401字,由时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若星撰发,临晋县知县杨名显勒石。     

母爱万古流——读《珠江传》

司徒尚纪教授的《珠江传》是我热切盼望读到的一本好书。几年前,我为写长诗《珠江》时,翻阅了许多关于珠江的史料,为获得一本《珠江志》而兴奋异常,现在一口读完《珠江传》,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在心中涌起,自豪地脱口而出五个字“母爱万古流”。     

红旗在前风雨行——读《红军长征记》有感

与书结缘,尚祥书海,开阔眼界,增益智识,也实在是一种幸福。在笔者数以千计的藏书中,有一本书的阅读,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象,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以下简称(《红军长征记》)。这部《红军长征记》最初形成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1936年8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征稿函。     

《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校读札记——以卷1《人物》为例

《襄阳耆旧记》是东晋习凿齿撰写的自战国时期至东晋期间襄阳地区风土人情的地方史志,该书成书后有所散佚,后经学者搜集整理出一些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曾于1987年出版了该书的校注整理本——《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华书局于2018年出版的《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在原书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不失为学习、研究《襄阳耆旧记》的一部重要参考书籍,但仍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现以卷1《人物》为例,将其中疑误之处胪列于下,以供参考。     

倡导.创新.求实——读黄伟宗《珠江文化论》

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是一部讨论珠江文化的重要文集,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找苦吃”转入珠江文化研究领域结出的“甜果”。我欣赏黄伟宗的“自讨苦吃”的精神,赞扬他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的韧劲。     

《清代野记》作者考辨——兼述清末强学会熊亦奇其人

世传《清代野记》一书,最早为民国四年(1915)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题梁溪坐观老人编述.分上中下三卷,共列目128则,每则一篇.该书所记为有清一代,尤其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间朝野轶闻.     

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怎样影响?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曾出现了改革中文甚至废中文而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当时的国粹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对此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简字”。     

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

城镇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商贸往来等要素奠定了清代以来广西会馆沿西江干支流走向、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有力地佐证了清代以来广西城镇发展重心一直在东部沿江地区的基本态势。以广东会馆为代表的外省商人会馆一枝独秀则深刻反映出清代以来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严重依赖广东等邻省辐射带动的历史特质。     

清代前期朝鲜族历史述略

清初经两次对朝之役等,相当数目朝鲜族参加到明,清交替的历史行程中,或以清军将士冲锋陷阵,或以经济生活的直接承担者辛勤劳做,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一些朝鲜族因其历史表现,得以青史留名。     

明代建阳刻本广告刍议

明代是我国刻书事业的鼎盛时期,建阳作为著名的刻书中心,是当时全国刻书数量最多的地方.     

清代的嫁妆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妆奁”、“嫁资”等。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首先,它在女子出嫁时必不可少,无论家庭贫富,人们都会尽力为女儿筹办嫁妆;其次,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更高身价;再次,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如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导致婚后的奁产纠纷等。本文拟从嫁妆问题入手,探讨清代贫富家庭的嫁妆差异、嫁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由嫁妆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清代嫁妆可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其中,生活用品是嫁妆最基本…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清朝以法治边的经验得失

清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在继承并积极拓展以往治边政策的同时,将边疆民族管理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本从从俗从宜与统一法制、规范内地与边疆民族之间的法律关系、宗教立法以安边抚众为重点等;个方面对清朝以法治边的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清朝以法治边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评清朝的西藏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藏后,通过册封、定制、设官、驻军等措施,并扶持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厦制度,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统治,维护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西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反分裂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朝的西藏政策,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导致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明显滞后,为近代西藏分裂主义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人才思想探析

清末新政时期,由山东巡抚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追求体用兼备、忠勇双全的人才目标,倡导除旧布新的育才模式,崇尚不拘成例的用人之道,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这一思想,更是新政时期新洋务派官僚群体人才主张的高度凝结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