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与“邱逢甲”辨析

我们在编纂《蕉岭县志（1979-2000年）》“社会风土·姓氏源流”一章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姓氏问题。如“萧”写成“肖”、“傅”写成“付”、“丘”写成“邱”等等。表面看是写法问题即姓氏用字滥简化问题。其实对此问题。我们应认真研讨。     

民国“好人”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去世。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同年9月,王宠惠署理中国民国国务总理,此内阁中的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等人均为“海归”,都曾经主张由几个“好人”组织政府．因此称此届内阁为“好人政府”。     

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

4月23—26日,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历史化学院联合举办了“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是为了庆祝《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而举办的。与会专家学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发展趋势基本达成了共识。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本刊2001年(总第240—254期)目录索引

【《史学月刊》创刊５０周年笔谈】《史学月刊》五十年……………………本刊编辑部（１：５）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彭　　明（１：８）祝贺《史学月刊》创刊５０周年…………安作璋（１：９）回忆《新史学通讯》…………………………朱绍侯（１：１１）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何晓明（１：１２）【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２１世纪而作………瞿林东（１：１５）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孙家洲（１：２６）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沈长云（２…     

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

十多年前,曾撰《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一文(《史学月刊》1981年第一期),后经修改补充,收入拙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近几年来,又感到关于曹魏屯田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探讨,因拟在前文所论问题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些问题,故日“再论”。     

“浙东史学”再认识

自章学诚《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回忆与展望——为《史学月刊》六十华诞而作

我是1954年到河南大学(时称河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的。工作后就与《史学月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担任过《史学月刊》的编辑、编委,直到现在仍是《史学月刊》的顾问。今年是《史学月刊》创刊60年华诞,仅以此短文向《史学月刊》表示祝贺。《史学月刊》的前身叫《新史学通讯》,是由河南大学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嵇文甫教授倡议,于1951年元月创办的。它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创办的史学刊物之一,由当时的河南大学史地系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     

《老子》校正一则——“可名于大”当为“何名于大”之误

《老子》三十四章的“可名于大”是由“何名于大”讹来的,由于这一讹误的存在,使此章的经义十分难解。前人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由于不知讹误的存在,或者虽感有讹误而不知讹误在什么地方,所以直到目前仍无正确的解释。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浅析“千牛”“百牛”玺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十余方关于牛的古玺,其中有数方“千牛”、“百牛”、“千百牛”玺,兹列举如下：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中古社会变迁”笔谈——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对于促进该课题学术讨论的深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萧何“作律九章”说质疑

自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相国萧何……作律九章”以后,汉代“九章律”的存在几乎成了不可更移的定论。但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我们有理由对萧何“作律九章”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遗憾的是,尽管《二年律令》本身已明确对“九章律”提出疑问,但人们总是想办法去对二者的矛盾做出解释,而不去怀疑所谓“九章律”本身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质疑“九章律”的真实性问题,以求教于方家。一关于萧何“作律九章”诸说检讨西汉初年,萧何遵高祖之命次定律令,奠定了…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离骚》“求女”研究平议

关于《离骚》“求女”喻义,异说歧解甚多,似乎已成不解之谜。概言之,大致有十说。或同一学者对“求女”问题不一其说,或拘执一说,力贬他说。究其原因：对创作方法的理解不同,理解的范围不同,理解的对象不同,参照系数不同。而“求女”之释,还涉及到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考释,《离骚》写作年代的确定、《离骚》创作方法与背景、原型的理解。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殷墟卜辞中的“对”和“非”

一、对与乡殷墟卜辞中表示方向的语词,最为常见的是“乡”和“方”,例如：《怀》1379：于北方,南乡。“”,读为“”。[1]“乡”、向古同,指朝向。又如：《合》28190：……东方西乡。戌其宿燎,于西方东乡。下二辞是同时的：《合》33241：庚寅卜,有人允,其东乡。庚寅卜,有贞人其南。庚寅卜,有贞人南。其北乡。其北乡。其又牛。其东乡。不易日。《屯》2426：庚辰[卜],有贞人于南。其北乡。其又牛。其东乡。二辞中“北乡”、“东乡”都是朝向,而关于“南”的卜辞不加“乡”字,是指人站立的位置。卜辞中“方”、“乡”的用法…     

关于“章邯軍”与“王离軍”的关系問题

在書报杂志上談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文章中,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把鎮压起义农民的秦軍主力說成只有章邯軍一支;并把王离、涉閑、苏角等秦將归入章邯麾下谡劦秸庵к姸拥某煞謪?又往往簡單化的說是由“驪山徒,人奴产子”組成的。显然这些說法或是含糊不清,或是根本錯誤。朱紹侯先生在“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軍的下落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論点:一是說:秦之鎮压农民起义,主要的不是依靠刑徒奴产子,而是不顧外患入侵全盤調回了戍守長城的边防軍;另一个則是:刑徒奴产于并不可靠,大量逃亡,章邯軍在秦政权一再發兵补充之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