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审查胡凤案的经历

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我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于1955年5月16日参加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案件。那天,作家协会的刘白羽同志到胡风家中,配合公安部人员进行搜查,并于17日清晨由公安部人员把胡风抓走。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机关负责拘捕两个“胡风分子”:一个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绿原,一个是中宣部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李嘉陵(“胡风集团”骨干、作家芦甸的妻子)。组织上分派我参与传讯和拘     

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

1955年5月,在神州大地从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并正式立案审查。这场运动因其波及之广泛和影响之久远,被列入建国后的重大政治运动之一。据1980年7月公安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统计,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斗争共触及了2100余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     

从茅盾的信到胡耀邦讲话——亲历1979年文艺界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3月底,我因工作调动,从石家庄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报到。时值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四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召开,秘书长张僖同志派我和中国文联的两位女同志担任会议工作人员。我们三人都被分配到简报组。     

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一、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是人生观有了根本的转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直到1980年9月,党中央才对此进行了平反。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政治家

<正>他结束了我的苦难我今年85岁。1930年我出生在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7岁。父亲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我是在抗日的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和家庭影响,使我从小就接受左翼文化和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意想不到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风暴,改变了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命运。因为我当时和胡风赏识的作家路翎同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很敬重他,路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公安部逮捕,我和几个朋友立即被指控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配合胡风集团向党进攻。我们被当作"肃反"对象隔离审查。路翎是     

关于《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一文的补正

拙文《我参加审查胡风案的经历》,在贵刊1999年12期发表后,读者(包括个别曾被冤屈判处过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除了表示鼓励、支持外,还对个别问题提出某些意见。经过半年来的调查研究,现将此文中的两个问题,补正如下: 一、拙文说:“原起诉书和判决书认为: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23人中,特务、汉奸、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反动军官、革命叛徒和变节分子有11人之多。但根据过去已掌握的材料进行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

徐平羽同志去世十多年了。30年代,徐平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抗战中去新四军,50年代在上海任市府秘书长。1955年反胡风,在整理的胡风材料中提到白丁,见报时先注“白丁,即徐平羽同志”,不久成书出版,改为“白丁,即徐平羽”,去掉了“同志”二字。徐平羽因胡风案牵连受审查一年多,1959年以后在上海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日子里（连载）

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的邬吉成同志,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曾亲自参与逮捕“四人帮”,是周恩来同志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邬吉成2006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79岁。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引起我的兴趣,曾在他生前采访,现将其口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悼秦川

李锐来电话告诉我,秦川走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个!我觉得很难受。太突然了!不到半个月之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那天他来晚了,坐在另一桌。我走过去打招呼,说:“首长,你今天迟到了。”他也称我首长,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这样的亲密,只有一次引起了旁人的好奇。那是1980年冬审判江青的旁听席上,我比秦川后到,照样这么打招呼。王光美坐在我们前一排,都是熟人,她回过头来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到底谁是谁的首长呢?”我说:“当然他是我的首长。”我告诉她,50年代初期,我们同在中宣部宣传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我们是…     

前公安部长王芳忆江青“18号案”

王芳,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担任过毛主席“大警卫员”;熟知江青不可告人的丑史;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出于职业习惯,王芳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如今,为保存珍贵史料,王芳回首往事,讲述鲜为人知的经历——     

五十年前新华日报热心帮助读者的一桩感人事

那是1955年暑假期间发生的事。当时我在南京《新华日报》担任社长室总编办公室秘书。当时的报社没有设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一职,报社的大部分行政、业务和接待工作都由社长室总编办公室秘书负责联系、组织协调或代为参与。1955年夏秋之际,毛泽东亲写按语开展文艺界＂反胡风集团＂斗争后,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 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今年6月2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李老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敬爱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我由关中分区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我在这里当教员）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张闻天同志,副部长是李老。我在李老直接领导下,研究当时全国国民教育问题,参与了《我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的写作。1941年夏,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任研究员,李老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这时同李老接触更多了。在整风学习中,李老…     

胡风案中“一同志”

有这样一个人,他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不同,既未与胡风有任何的来往,也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胡风集团”,更不知道这个“集团”里的任何事情,只是因为在查获的欧阳庄给胡风的信件里提到了他——“苏州有一同志”,也就无辜地受到了牵连和迫害,成为整个案件受到牵连的两千多人中唯一的一个“无名者”。     

亲见毛主席投票

正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工作很多,从各单位借调了不少同志参加会务工作。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部里有一些同志被借调去,我也去了。记得我们宣传处(局级)的副处长张军和14级的大干事林路被调去参加写简报,去了会场;我参加会议文件、材料的校对工作。和我同去的有理论处的彭玲、编译组的陈绍廉,我们没有到会场,在中南海丙区(当时中南海分甲、乙、丙区)的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食、宿也在     

斯人独憔悴——记“苏州一同志”

一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国运昌隆,突然掀起一场整肃胡风及其友人的政治风暴,从城市到乡村,有人可能没听说过鲁迅,但没有人不知道胡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悄悄卷了进去,严格说,他还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二1955年6月1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26节收了欧阳庄写给胡风的信,信上有这么一句:“苏州有一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人民日报》编者在按语中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于是,“苏州一同志”名扬天下,这在小小的苏州引起一阵惊慌,深恐此人就在自己身边,沾亲带故,那就说不清楚了。三“苏州…     

三个“胡风分子”的坎坷命运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文艺界有几十位著名作家和诗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有的死在狱中,有的精神失常,不少家庭惨遭不幸,全国受此案株连者达2000多人,至今健在的已不多了。笔者将熟悉的三个“胡风分子”的坎     

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绿原的"超蜜月"·"自由人"周绍良

翻开共和国史册,曾有一节沉重的篇章：1955年,骇人听闻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全国,受牵连多达2000余人,其中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这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给他们分别戴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年仅33岁的绿原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从此被关押7年之久。诗人出狱后经历坎坷,“革”中期又在咸宁干校度过了五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