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少琴先生与巴蜀史研究

邓少琴先生(1897～1990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博物馆学家,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等,对于长江航运史、地方史志、川康金石、川康史地都有很深的造诣。关于巴蜀史研究尤为学术界称道,他的巨著：《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是我们治巴蜀史与巴蜀考古案头必备的重要文献之一,结集为《巴蜀史迹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     

秦并巴蜀史事新论

一、蜀是秦国对付合纵方略的牺牲品秦灭巴蜀，《华阳国志》所述起因是巴蜀两国闹矛盾，巴苴竟向强秦求援，以致引狼人室。但若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这只能算是个偶然因素。自秦孝公下求贤令以来，秦就不分国籍招贤纳士，信用卫人公孙鞅变法图强；经过半个世纪的改革，国力超过三晋，给战国诸侯造成威胁。因此在秦惠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楚五国组织联军，西北戎族义渠也出兵参加，共同谋秦。此举虽被秦军的谋、力兼用而被粉碎，     

徐学林先生的治学道路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在中国疆域史、中国出版史、徽学研究领域中都颇有建树的学徐学林,正因始终坚持“业精于勤”和“行成于思”,所以能在多学科领域作出独特的贡献。我曾作为刊物编辑认识徐学林,通过编辑他的作对他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有所了解;尤其是在与徐学林的同学们闲谈中了解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更感到对于这位学有所成的正直的学,不写下些字,颇有未尽历史责任的缺憾。     

齐陈骏先生七十华诞祝词

陈骏君与我同庚,我不才,“见贤思齐”,而常望其项背也。回想十多年前,历史系有位年长学兄嬉呼我俩为少壮派。时间过得真快,弹指间不觉老之将至,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使人不禁有点“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之感慨!     

秦与巴蜀漆器研究

结合考古资料,通过对秦与巴蜀漆器的比较研究及巴蜀地区出土秦漆器的特征分析、原因探究,进一步表明,秦灭巴蜀之前,秦与巴蜀漆器分别在受周与楚漆器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漆器艺术风格。秦灭巴蜀之后,随着秦在巴蜀地区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漆器手工业通过共融提升、创新发展,逐渐由分散走向整合。     

中国早期城市史研究的新篇章————简评毛曦《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里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因为涉及的学科较为宽泛,诸如对历史、文化、地理、经济、人口、文物考古等资料都须有系统透彻的了解和掌握,还须有理论方法上的建树和突破,所以有勇气和实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都是值得敬佩的学者。最近读到毛曦教授新著《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     

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回应陈三井先生对《上海总商会史》的评论

我与我的同事钱小明女士合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一书于1991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刊物相继发表名学的书评或载介绍。我们虽不敢以     

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清前期,疆域基本上固定下来,东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在广袤的疆域内,既有中原内地,也有边疆地区(包括陆疆和海疆)。中国的边疆十分辽阔,居住着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气候和地貌与中原内地有很大不同。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有别于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片边疆领土被割占。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复杂多变的中国近代边疆形势,…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留学生史研究笔谈——中国留学史研究如何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留学生以其特有的化魅力,逐步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涌现,留学生的社会影响渐渐波及到千家万户,正由一般的教育问题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吸引着海内外众多的学投身到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近十年来。有关留学生的论不断增多,相关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经常召开。可以讲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提升学术层次,就成了急待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本刊组织的这组“留学生史研究笔谈”。旨在这方面有所推进。     

我学习藏族史的经过

1944年夏季国难声中,我随老师辈的沈宗濂从印度到西藏。我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想把因为同内地长期隔阂而处于英帝国主义势力操纵和控制下的西藏情况,如实地介绍给大家。当时沈宗濂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兼驻藏办事处处长,我是他的英秘书。他的专长是财经金融,我学的是英国学,所以两人对藏族甚少了解,都必须从头学起。     

美国史研究专家刘绪贻

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要奠基人、享誉海内外的美国史研究大家,迄今,刘绪贻可以说是“作等身”,所所译所编的学术成果已达900万字之巨。40多年来．刘绪贻的名字始终是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符号甚至代名词,刘绪贻也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第一段]     

简论冯家昇先生的边疆史研究

冯家昇先生在语言学、民族史、历史地理、科技史等多个学术领域多有建树,而边疆史地在其学术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对冯家昇的边疆史研究做了简要梳理,认为对诸如冯家昇等先贤的相关研究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对于边疆学的构建显得很有必要。     

2010年蒙元史研究综述

2010年蒙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学术著作20余部,研究论文400余篇。现就笔者目力所及,对本年度蒙元史研究状况择要分类简述如下。     

巴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本从新的角度,对巴蜀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认为巴蜀化研究目前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以经验层面的具体性成果居多,而以理性层面的灼识还不多见。未来的巴蜀明史的研究,将逐渐转型以考古发现为主,以献为辅。不仅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而且需要传统思维的更新。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谢国桢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 ,从事史学研究五十余年 ,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更是突出。他写下十多部学术专著 ,数百篇论文、札记 ,编纂数百万字的史料汇辑 ,成为当代明清史研究的珍贵遗产。     

亚洲史研究的未了情——悼念何芳川教授

何芳川教授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那样突然,以至于我动笔写这篇悼念短文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相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亟待加强东北边疆史的研究

边疆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包括边界史研究在内的关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化、民族、宗教、语言、民俗等等方面的研究整合。     

当代西方精神史研究探析

1994年7月8—9日,国际精神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在英国伦敦成立。来自书籍史、学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艺术与音乐史、哲学史及科学史等领域的32位英、美及欧洲大陆的学参加了成立大会,经讨论决定设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来管理学会,由英国的布莱克韦尔教授(Constance Blackwell)进行协调,并由他负责编辑学会的会刊。国际精神史学会成立后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已拥有会员400多人。     

一部有思想的思想史——读《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一个显的变化,就是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稿、选集或选、回忆录、年谱,以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献汇编、选编等的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蓬勃兴起并迅速发展。不仅出版了一大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面的专、教材,而且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相应的科研机构,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心也大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时期转移的趋势。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已经构成了中国历史学新潮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