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陈独秀在国民党法庭上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并连夜被押往南京。在老虎桥监狱拘押半年多后,国民党江苏省地方法院才以“危害民国罪”对陈独秀提起公诉。为什么关押半年多不审判？国民党特务介入,结果发现陈独秀十分顽固,因为陈独秀案无油水可捞,故迟迟不能开庭。陈独秀在被审判之前的关押中,国民党特务显然是介入了,并对陈独秀进行了劝降活动。时任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徐恩曾,就在其《我和共产党斗争底回忆》一书中,对曾参与劝降陈独秀活动做了叙述,陈独秀“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们给予比对待一般共党分…     

一张照片讹传至今——错把“彭述之”当成“陈独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因主编《热潮》杂志,发表抨击日本侵华和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和传单,在1932年1O月15日,同彭述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被国民党政府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及“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接着被押解到南京,暂押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室。此事轰动全国,国民党报纸以“悬赏万金缉拿”的“共产党首领陈独秀被捕获”,大肆宣传。其实,早在1929年11月,陈独秀因托派问题已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3O日,天津《大公报》第4版上,刊出了两人的照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陈独秀与首次国共合作

在实现首次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历史事件中,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处于重要的地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他在这个事件中的表现,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陈独秀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可以1922年8月的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为标志,此前反对,此后拥护;斗争的焦点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问题。他在1923年7月举行的中共“三大”上报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     

陈独秀笔名补遗

任建树同志《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一文说:“根据以上统计,陈独秀一生共使过三十七个名字。”查作者在该文所列的三十七个名字中没有“致中”这个名字。陈独秀在1922年底至1923年曾多次使用它发表文章。如《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向导》第13期),《丧尽权利之鲁案协定》(《向导》第14期)、《统一的     

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为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一桩案件。刘煜生所做的事,无非是在该报副刊《铁犁》刊登了四篇短篇小说《边声》、《下司须知》、《当》、《端午节》,其中出现过这样一些句子：“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的右边上来的是敌人”;“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铁的纪律”;“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时代已敲起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     

陈独秀与国民党将领杨鹏升的交往

陈独秀晚年寓居江津,贫病交加,生活窘迫。“患难见真情”,一位国民党将领出于对老学长的尊敬,仗义相助,双方信函往来不断,堪称史坛佳话。欲知其中究竟,请读《陈独秀与国民党将领杨鹏升的交往》。     

也谈陈独秀认识李大钊的时间

关于陈独秀认识李大钊的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1914年。胡寄樵先生在《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一文认为“断然不会是1914年”,而应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其依据仅仅是陈独秀在民国十五年向葛康俞转赠李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开封县征收“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始末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悍然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重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决定开征“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以下简称“特种捐”）,以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公开使用“剿匪戡乱”字样,在国统区的财政部门中尚属首例,从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新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两大口号。登高一呼,天下响应。１９１７年,《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要求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革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以言论激烈而领潮头之先。“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俄国革命问题蔚为风气,各种社团、报刊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邓…     

杨明斋为陈独秀奔走鸣不平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1月下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拥护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拥护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并作出决议开除了省委委员罗世瑶。此后,托派遭到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此时有一位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人,毅然不顾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但他却遭到中央斥责,为此他愤愤…     

历史上的9月

《新青年》 出版 1915年9月15日,留日归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称《新青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抨击封建主义文化。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     

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

1922年9月,为救国而孜孜以求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和共产党人合作,以俄为师,重新改组国民党。9月初,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还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确立新政策之初,作为得力亲信之一的汪精卫是有疑虑的。著名的《孙越宣言》公开发表后,有一次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征求他们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意见,廖仲恺表示完全赞成,胡汉民表示有条件的赞成,只有汪精卫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莫再把彭述之照片错当陈独秀

本文这张双人照,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彭述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谁是陈独秀,谁是彭述之？几十年来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少人搞错。以讹传讹,直至今日。1982年2月,中国学术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载有四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的大型精装本著作《斯诺眼中的中国》第68页,把右边半张照片单独列出,说其是“陈独秀”。我当时正收集有关陈独秀的资料,一对照,发现错了,这是彭述之,左边的才是陈独秀。此错事出有因,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因主编《热潮》杂志,发表猛烈抨击日本侵华及蒋…     

马文车与“国民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同时又欺骗人民,实施宪政,装点民主。1946年11月,他不顾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妄图建立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法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召开“国民大会”,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民国初年的乐安“戕官案”

在黄河入海口的乐安县（今山东广饶）,于民国三年（1914年）曾发生过一起义民为反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揭竿而起的“戕官案”,系一件震惊朝野、轰动民国的大案,后世却鲜为人知,只是当时的《东方杂志》称：     

论《新青年》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起了十分重要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它以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专制与迷信为根本宗旨、担负了扫荡旧文化、传播新文化的历史任务。在当时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中,无神论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将简要论述《新青年》在“五四”前夕进行的批判灵学、反对鬼神迷信的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反封建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