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 :九一八事变时 ,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 ,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 ,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澄清。 1 .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 ,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 ,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2 .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 ,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 ,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 ,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 ,二者有明显区别。 4 .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 ,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 5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 ,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 ,诉诸国联 ,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采取的是“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方针。 6 .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 ,下不抵抗命令的 ,是他自己 ,而不是中央政府     

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冯玉祥遭阎锡山软禁的前前后后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0年代末期,除关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外,关内地区存在着四大军事集团,即蒋介石的中央军、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和李宗仁的佳军。二次北伐完成后,西北军实力扩张,成为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嫉妒。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北军的兵力,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采纳谋士杨永泰的所谓“削藩”之策,以减少军费开支、从事经济建设为名,提出裁兵问题,强行规定冯、阎、桂各系军队缩编。这种打击异己的做法自然引起地方实力派的强烈不满,冯玉祥更是忿忿不平,决心联合阎、桂,武力倒蒋。 为准备反蒋战争,1929年4月,冯玉祥令驻豫、鲁各部队向潼关以西集结,以便集中力量,待机而动。不料,时任河南省主席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留恋中原的地盘和自己的官位,以西北干旱贫瘠,反对向潼关退兵,因而遭到冯玉祥的怒斥。早存异心的韩复榘一气之下,率所部第20师东开山东,叛冯投蒋。     

简评张学良送蒋返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四天后,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口头表示的以“人格担保”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后,迅速做出送蒋返宁的释蒋行动,令周恩来、杨虎城等感到意外。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史学界有颇多说法,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遗憾的结尾”和“心血来潮”,是“匆忙之举”,是“忠君义气”。还有论者以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造成的西安局势紧张,来全盘否定张学良的送蒋返宁之行,似乎杀死蒋介石便会解除南京对西安的压力,凡此种种。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张学     

华北危机与国民政府对日交涉方针——1933-1935年中日停战协定比较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实现了日本由来已久的夺取满洲之计划。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1932年3月1日,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其国土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内蒙古一部分。日军并不罢手,下一个侵略目标是中国的华北地区。1932年7月,关东军向热河进犯;1933年1月,进攻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日军越过长城,兵锋直逼平津地区;5月7日,日军发动关内作战,17日唐山陷落,日军兵临北平城郊,举国震动,平津若失,华北必不保,中国面临巨大的危机。蒋介石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实施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内线,卧榻之侧有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及左右江等红色根据地,是蒋的心腹大患,直接威胁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在外线,是虎视眈眈,陈兵华北,觊觎平津的日军;而华北却控制在张学良等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杨奎松在今天的不少人看来，张学良始终公开表示“拥护领袖”，捉蒋后仍反复声明愿意拥护蒋、服从蒋，最后为维护蒋个人威信，不惜丢下东北军，“负荆请罪”，送蒋回京，以致身陷囹圄，对蒋介石几乎“忠诚”到了“愚”的地步。他自然是绝对不会有反蒋...     

“九一八”前东北的外商勢力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死敌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九一八”前东北和关内以及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此该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厄运和别的地方总的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东北的外国侵略势力虽然主要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摆布上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一个帝国主义才是东北人民的敌人,相反的其他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也同样是不遗其余力的。“九一八”前的东北和关内以及其他地区一样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剥削对象,只不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

本世纪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这潮流,在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927年——1930年间,一次是在“九一八”之后的1939——1943年间。从现象上看,这两次移民高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相似之处;从实质上看,两次移民高峰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以“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标志,深入地研究这两次移民高峰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比较其特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认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的概况、原因及其特点。 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历史悠久。纵观其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20世纪以前的自由时期或自然时期;二是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20年代的自觉时期;三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的强制时期。 为了研究“九一八”事变对关内向东北移民的影响,必须首先回顾一下“九一八”事变之前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