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遗产与大运河保护——以安徽段隋唐大运河为例

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应建立在对其性质、价值和特点进行充分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安徽段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必须先开展资源调查,弄清家底,然后进行科学研究,并从整体上编制保护规划,努力延续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原真性。     

大运河遗产小道系统的实践——以杭州段为例

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小道系统属于国际上历史文化小道范畴,它是一种文化遗产传播媒介,又是一种有效的公众参与系统。小道连接着公众和大运河文化,其发挥其功用的过程,本身就带着公众参与的性质,同时公众的广泛参与又能不断拓展遗产小道的功能。大运河杭州段遗产小道的建设是基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一项积极的创新性尝试。     

基于文化线路视野的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安徽段隋唐大运河为例

作为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完全具备文化线路的基本要素,对于它的保护应建立在对其性质、价值和特点进行充分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大运河在各个时期开挖的规模、航运和繁荣的程度不同,大运河的建设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前被视为中国大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隋唐至北宋可以被认为是大运河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也可被视为是大运河繁荣的一个阶段;元、明、清被认为是中国大运河实现南北直航和再次繁荣的阶段。安徽段大运河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必须先开展资源调查,弄清家底,然后进行科学研究,并从整体上编制保护规划,努力延续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原真性。同时,运河遗产保护还需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做好展示和阐释,鼓励沿线社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等。     

遗产申报如烹饪一席盛宴 大运河遗产调查与价值研究过程

中国大运河申遗面临文献史料和实物遗存匱乏、系统研究薄弱等困难。为达到世界遗产申报的要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克服编制申遗文本过程中的重重难关,将有限而零散的文献资料求实考证,提炼出适用于世界遗产语境的大运河真实性、完整性的普遍价值。     

遗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社会文化视角

自然遗产资源包含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价值。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多功能、多属性和多价值特征。目前人们对遗产资源的生态、经济价值研究较多,而对其社会文化价值关注较少。遗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社会文化视角,旨在将目前广泛流行的定量化评价体系引向一个由公众争论、博弈,定量、定性评价相组合的研究领域,这将会丰富我们对遗产资源重要性的理解。本文从社会文化角度,分析遗产资源的价值构成及其评估问题,并对遗产资源的功能和使命进行了分析。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     

苏州大运河沿线运河小镇的属性与价值

大运河苏州段位于江南运河中段,低湿多湖,是太湖流域重要的水利工程体系,且千年来始终奔流不息,成为江南地区文化孕育的母体之一。苏州“运河小镇”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市镇,其生成与发展既是当地文化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也受到大运河的影响。将苏州大运河沿线的运河小镇单独分类研究、厘清属性,从遗产价值的角度加以分析,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文化阐释内容之一。     

大运河的文化积淀及其在新世纪的命运——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大运河是中国惟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型的人工水系,2008年大运河申遗联盟的成立正式启动了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东南大学制定了大运河遗产一阶段保护规划要求,组建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申遗专家委员会,2012年9月,大运河申遗城市联盟在扬州讨论和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定,2013年大运河申遗的文本将提交世界遗产组织。国家文物局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大运河申遗与保护的关系,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申遗过程也像是一场对中国学术界和行政机构的国际考试。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解读——杰出的岩画艺术与独特的文化景观

2016年7月,在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既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第一个岩画遗产,也是我国第一个"有机演进的残遗(或化石)景观"这一文化景观子类型的遗产地。目前在左江流域共发现80余处岩画点,它们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密集分布。其中位于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密集分布的38处岩画,被选择纳入3个遗产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的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独特的图像表达系统、艺术创作所达到的美学成就、杰出的作画技术等方面。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岩溶地貌中、以岩画为核心、利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自然与人的共同作品"。正是在岩画艺术与文化景观这两个范畴都体现出的优秀品质的交融,造就了该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     

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从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出发

遗产运河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既囊括了种类繁多的遗产类型,同时具有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价值相加的特征。运河遗产在申遗的过程中尽管是以遗产点、段的方式申报,但是鉴于运河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特征,其"统一体"和"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的遗产特征便不得不强调从"整体性"方面来认识其保护方法。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要以整体性保护思路为指向,在强调运河遗产历史层积"原真性"和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前提下,使遗产保护行为能应对当代变化,并实施"活态保护"。     

台州府城墙突出普遍价值及军事遗产类型研究

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台州府城墙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第Ⅱ、Ⅳ条,并对突出普遍价值进行综述。按照地域、功能、文化等标准,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军事遗产分为边墙、城墙、城堡、要塞和军事基地五种类型,并与台州府城墙进行比较研究。最终,对台州府城墙申报世界遗产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并提出策略。     

权威遗产话语下中国当代工业遗产话语建构的思考——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例

当今在世界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根植于西方现代史观及价值观的权威遗产话语掌控着遗产的价值与意义阐释权,中国工业遗产的话语声量显得很微弱,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因此面临一些困境。构建符合本土语境的工业遗产话语有助于其摆脱“削足适履”和“丢车保帅”的命运,展现其遗产所凝练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三线建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其工业遗产亦是解释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崛起的理想切入点。     

大运河扬州段沉浸式文旅研究——以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例

本文首先阐述具身认知与沉浸式体验的概念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次深入分析大运河扬州段沉浸式文旅的实践,最后提出大运河扬州段沉浸式文旅的优化路径,即鲜明化主题,突显城市特色;人本化交互,增进主客互动;多元化特征,丰富体验内涵,希望能够帮助大运河扬州段的沉浸式文旅升级与发展。     

遗产制造与价值挪用——基于《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的价值认知

在批判遗产研究的思潮下,遗产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由多主体共同介入、不断与当代需求协商的过程。这不仅事关遗产利用的主体与方式,而且还关乎行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中国的遗产资源及其利用方式丰富而多样,但关于其内部逻辑与本质的深度剖解却相较欠缺。朱煜杰与克里斯蒂娜·玛格斯合著的《中国的遗产政治:过去的力量》(Heritage Politics in China:The Power of the Past)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缺,并为探寻当代遗产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路径指引。本文将“遗产制造”和“价值挪用”作为开启这本书的钥匙,由此来考察当代中国遗产的复杂性,即遗产是如何依靠价值的挪用而在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中被不断制造与再造的。     

隋唐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特点及保护方式初探——以安徽段大运河为例

隋唐大运河是一类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它贯通南北,通航长达八朝,漕运惠及全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效和最有影响力的南北经济文化资源交互传播线路。对于它的保护,首先必须开展资源调查,摸清家底,然后以点带面,实施重点保护。同时,还要分析问题,统筹兼顾,整体保护。     

态度与价值:遗产旅游体验模式探析——以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遗产资本化"(Heritagization)是遗产被用于实现特定目标的社会进程,是遗产旅游的核心,遗产旅游开发是遗产资本化的当代形式,遗产旅游开发的直接目标即向公众提供真实性的遗产体验。本文结合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产品开发案例,根据对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中旅游博客(Blog)原创文本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CA)和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SNA),挖掘旅游者对案例遗产旅游地的个人态度和价值认知情况,进而提出一个由旅游者对遗产的个人态度及其遗产价值认知所构成的遗产旅游体验开发框架,勾勒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战略导向。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大运河山东段为例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并非对遗产保护的“盖棺定论”,而是向大运河保护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从作为遗产的大运河层面来讲,也对其保护、传承和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重大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领域的创新性实践。大运河山东段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后“申遗”时代的大运河山东段,亟待按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标准及要求,以更高层次的“国家性”保护、传承和利用,打造“鲁风运河”文化品牌,努力使其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山东典范”和“示范样本”。     

游客感知价值对TCM评估游憩价值影响的介入方式比较研究——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游憩价值评估是识别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TCM作为传统评估方法,其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游憩需求的影响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是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游客感知价值是影响游憩需求的重要因素,考察其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是提高评估结果精确性的一种有益尝试.本文以TCM的两种基本模型ZTCM和ITCM为基础,探索不同介入方式下感知价值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感知价值作为自变量介入ZTCM模型后使人均消费者剩余下降了7.3%、游憩价值下降了4.4%,大于它作为中介变量介入ITCM模型后对评估结果的影响,说明感知价值主要通过与旅行花费共同作用对价值评估结果产生影响.这不仅揭示了游客感知价值影响的复杂性,更体现了游憩价值评估体系中考虑游憩需求影响因素的必要性.     

榆林明长城文物遗产保护与文化价值研究

作为古代防御工事,榆林明长城由多处文物遗迹组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从榆林明长城文物保护价值维度入手,即文物价值和社会效益,具体分析了榆林明长城文物遗产保护现状,并结合实际保护情况制定文物遗产保护优化措施。文物保护人员应加强环境保护和防灾意识,针对性运用保护措施,提升文物遗产保护工程整体质量。     

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及特征要素研究——以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例

技术价值是工业遗产的核心价值之一,需要通过一定的特征要素呈现出来,从而被识别和感知。矿业遗产是工业遗产中蕴含技术价值最为显著的一类,其特征要素也更为丰富和突出,可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矿业遗产技术价值应围绕矿业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展开,包括技术本身承载的或通过技术反映出来的价值。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可被归纳为四个方面,包括物质要素、技术及工艺流程、生产人员和管理体系、生产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等。上述内容能够通过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操作链分析、科学技术史研究等途径挖掘。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依照上述四个方面剖析其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包括选址、井巷、竖炉、工具等;探矿、采矿、冶炼技术及工艺流程;人员结构、生产体系等;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的影响等,进而可归纳出与技术价值的对应关系。案例研究为矿业遗产技术价值研究提供详细的分析路径,即挖掘技术价值特征要素,分析要素反映技术价值的特征,归纳并阐释技术价值。该研究体系可普遍适用于从古代延续至近现代的矿业遗产,有利于促进矿业遗产调查研究、价值评估等工作的开展,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奠定基础,对工业考古和工业遗产学科的发展也应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