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培敬为盐务回复丁宝桢的两封信札

这两封信札是当时的贵州巡抚黎培敬亲笔书写,写于光绪四年（1878）的正月初四日和四月初九日。这段时间正是四川总督丁宝桢试点筹办黔边盐务的改革初期,双方督抚往来信函频繁。虽然该两封信札已被收录进《黎文肃公（培敬）遗书》中,但书中没有注明日期并有所删改。现将该两封信札的内容、注释提供给读者研究,增进人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

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元与子方帛书信札考释王冠英图１１９９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送展西汉帛书信札一件（图１）。该信札１９９０年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出土时呈纵三折、横七折...     

丁福保致叶恭绰的一函信札

最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名人信札,其中有一封丁福保致叶恭绰的亲笔信函,附有实寄信封（图１）。信札长３００、宽２０５毫米,原文如下（图２）：誉虎先生鉴敬启者：吾国古泉以悠久之历史、精美之制作,冠绝欧亚古今。彼日本通都大邑咸组集团,相互研求,不厌其...     

李鸿章等致孙衣言手札浅释

温州博物馆藏有清末大臣李鸿章,沈葆桢,郭柏荫等致孙衣言的信札五则,共12桢,这些信札是同治二年（1863年）孙衣言任庐凤颖兵备道时收到的,内容涉及到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细节,是清兵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后期太平军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丁宝桢为藏事致沈桂芬函

《致沈经笙中堂》是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札,写于光绪五年（1879）的农历七月七日。是当时的署四川总督丁宝桢,写给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有关洋务和藏务的信札。从这封信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中,可以了解封建王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史鉴今,或许能对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黄绍箕友朋信札五通

黄绍箕（1854—1908年）,字仲,又字穆琴,晚号鲜庵,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子。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二十一年侍父归里,途经上海时列名＂上海强学会＂。二十三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二十四年任会典馆提调、翰林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京师大学堂总办。二十五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六年受张之洞之聘,赴湖北主持两湖书院。三十年任编书局监督,次年正月兼任译学馆监督。三十二年任湖北提学使,卒于任。著《中国教育史》等。黄绍箕精通训诂学,还精金石书画,常与潘祖荫、孙诒让、端方、盛昱、王懿荣、费念慈等一起探讨。温州博物馆藏有许多黄绍箕友朋的信札,特选张之洞、林开、杨锐、李传元、张亨嘉等人的信札予以整理刊布。这些信札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三十一年间,内容涉及当时时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抗击日军的消息;山东义和团运动,以及有关京师大学堂招聘德文教师等,具有重大史料价值。     

如何鉴定名人信札的真伪

盛世兴收藏。在当今民间收藏蓬勃发展的大潮中,收藏名人信札爱好者的队伍异军突起,已成为民间艺术品收藏的一个热点。随着收藏名人信札爱好者的增多,名人信札出现求大于供的现象。有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不惜一切手段制假卖假。最为典型的实例是2000年春季在北京市场上出现一批数量多达七八十通的名人信札,竟无一真迹。因此,如何鉴别名人信札的真伪,对收藏爱好者来说,是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收藏经验,鉴别信札真伪的方法同鉴定书画有相同之处,应从笔墨、笺纸以及信札的内容等诸方面综合考证。     

谈王宠行书书札《起居帖》

《起居帖》是王宠30岁书写的一封信札。本文详细考证了信札的内容、写作时间,及信札所涉及人物行状,并综合论述了形成王宠书法风格的时代背景,及其由收敛走向开放的个性特征。     

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一通信札

嘉兴博物馆藏有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一通信札,为沈曾植之子沈慈护（1898—1963年,名颎）于1959年捐赠。该信札共四页,＂小蓬莱阁＂红印宣笺,纵23.7、横16.1厘米。按顺序二页缀合,用硬白纸托裱成二册页,册页纵28.5、横18.5厘米。首页前钤＂沈颎之印＂、＂慈护长寿＂二白文方印,后页末钤＂静俭斋藏＂白文方印,证为沈慈护所收藏。信札全文按原件释录如下：乙乡先生大人尊鉴：里闬相望,不及百里;向往之切,又逾十年。而踪迹睽违,未得一奉几杖。其为企仰,何可胜言。每从蕴公处得读书疏并及诗翰,读＂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之句,始知圣贤、仙佛去人不远。     

李鸿章翁同龢往来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李鸿章致翁同龢信札5通,翁同龢致李鸿章信札1通。通信时间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内容主要涉及李、翁二人的人情往来,较少涉及公事。这些信札为研究李、翁二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考论

李雯为清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之事,在清代朝野流传甚广,但迄今未能考实。本文博采明清史料及其同人文集之记载,又从李雯《蓼斋集》《蓼斋后集》入手,考察其代言写作之训练与降清之心态。综合内证与外证,确证《摄政王致史可法书》出自李雯之手。此文措辞简劲,理足神完,乃传世之名文。     

清代“宣铜”名物考

"宣铜"一词在明清文献中多有记载,其涵义至少有两种以上。作者通过科学的无损检测,同时结合对清宫旧藏实物的分析,基本可以推定古籍和档案中多次出现的"宣铜"的质地应该是黄铜。"宣铜"器的样式多种多样,清朝器物可以分为炉、彝器和杂式三大类,其下又可以分成若干式。清朝"宣铜"器款识丰富,工艺风格独特。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刘墉、周永年、吴大潋、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

本文介绍了刘墉、周永年、吴大潋、叶昌炽的四通未刊信札原件。刘墉致刘墫的信是了解清代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周永致李宪暠的信是周存世信札五通之一;吴大潋致祁世长的信对了解当时清流派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很在帮助;叶昌炽致刘永诗的信记录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一些真实情况。     

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未刊信札四通考释

本文介绍了刘墉、周永年、吴大澂、叶昌炽的四通未刊信札原件踯铝鯄柕男攀橇私馇宕凭僦?度的第一手资料;周永致李宪暠的信是周存世信札五通之一;吴大澂致祁世长的信对了解当时清流派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很在帮助;叶昌炽致刘永诗的信记录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一些真实情况。     

黄易收藏汉魏碑刻拓本的来源

黄易所藏碑帖拓本虽然来源众多,但是主要途径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其一,访碑所得;其二,遣工椎拓;其三,亲友寄赠;其四,出资购买。现仅就黄氏所藏汉魏碑刻略述一二。     

晚清吉林果子楼的贡品管理

满人入关后,在东北地区逐渐建立起专门管理捕牲和采集贡品的机构,吉林果子楼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吉林果子楼的设置、职官、建筑以及职能等事宜的梳理、讨论,揭示清廷对吉林围场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同时,作者也阐释了该地自然资源与居民生活方式、社会习俗间的密切关系。     

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The eponymous legacy of Sir William Richard Gowers (1845–1915): A revealing letter

The eponymous legacy of Sir William Richard Gowers (1845–1915) was the subject of a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first written for this journal late last year. Since the completion of that work, a revealing February 1903 letter has come to light recording, amongst other things, Gowers’ firsthand and somewhat private opinions concerning some of his own eponymous contributions to medicine. This addendum to the primary author’s original article will review and contextualize this very interesting find as it relates to Gowers’ eponymous legacy. Gowers’ “ataxic paraplegia” (referred to as “Gowers’ disease” in the letter) and “syringal hemorrhage” are specially considered, and his broader neological contributions are also briefly addressed. For completion, a number of other previously unnoticed eponyms are added to the already impressive list of medical entities named in Gowers’ honor, and a mor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eponyms found in Gowers’ Manual are tabulated for consideration.     

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

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清代内府铜活字印书的问题颇为关注,关于印书的数量、品种及活字的制作方法、插图版画的制作工艺、铜活字套印技术等问题,研究者多有不同看法。本文根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存实物,结合著录文献进行考订,核实了现存铜活字本的数量,并对铜活字的铸刻、活字印本的套色诸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