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武帝之后北魏在新占地区的政区设置

北魏如何在政区设置上结束五胡十六国局面、开辟南北朝对峙政治新局,是北魏政区演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版图变更和政区设置的角度,探讨北魏在灭亡后燕以后国家在空间上的快速成长过程,据此进一步证实学界关于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判断,确认政区设置军镇化在南北对峙的边疆地区同样存在。只是在北魏时期,内地军镇体系倾向于为州郡体系所取代,而在边疆地区,因军事职能需要,两者比峙并立。本文的研究亦证实徙民是北魏政区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魏政权中的后燕官吏:以任官为中心

后燕官吏进入北魏政权后,北魏统治者对初入北魏的后燕官吏采取既重用又抑制的措施。后燕官吏进入北魏政权后首任官品秩多有下降,但品级依然普遍较高,多在五品及五品以上,在中央主要集中在尚书省,在地方主要多担任郡太守或县令。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编纂政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有些二轮县级志书为沟通历史、反映全貌,政区志的限前内容照录前志,致使前志在篇目设置、内容表述等方面的一些缺欠又影响到续志。诸如误将古代九州作为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和治所疏于记述、把伪政区记入建置沿革正文、乡镇级政区排序无章法等问题,直接影响政区志质量,应该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并在深入研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广西古代政区划分规律与当今政区改革

政区是国家为了推行政务，管理社会而划分的各级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封建社会广西政区划分的规律及特点带有普遍性。由于历史的继承和下延，封建社会一些政区划分不合理成分延续至今，加上过多地考虑政区的政治性和行政性，在行政管理方面阻滞商品经济发展及经济区的形成。借鉴历史规律，本文对广西政区改革提出建议：一、依据广西的历史特点、地理环境，在当前经济条件下，运用区位理论来规划广西行政区划的总体发展战略。二、以两个经济圈为核心，缩小一级政区管理范围，增加一级政区数目，减少政区层次，采用政区新体制。三、对“撤县设市”、“县市升级”一定要严格把握度量标准，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     

晚清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变动

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光绪、宣统年间,奉天东部的行政区划经历了较大调整,县级政区的边界也随之产生变动.在勘定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时,官员基本遵循了山川形便的原则.同时,柳条边、土地开发程度、边疆局势等因素也对县界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地域特色.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划定的结果,既反映了官员在设置政区时的一般考虑...     

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

上海正在朝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大都市战略目标迈进。但上海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直辖市,受政区空间与行政区划体制的制约,发展面临一系列的矛盾。解决行政区划矛盾的政策性思路一是内部改革,充分发挥现有政区空间的潜力;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联合政府,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范围内解决国际大都市的政区空间问题,以便形成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区域互补优势。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演变

清代云南永北地区历经多次政区变动,设置华坪县反映出直隶厅过渡型政区向正式政区转变的趋势。梳理清代永北地区行政区划变迁过程,探讨汉、藏、纳西与傈僳等多民族杂居区域的管理体制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国家政策、军事驻防体系、贸易监管、土司制度弊端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是永北行政区划变迁的动力机制。永北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以流官为主、土司为辅的二元管理体系,具有户籍分类性与赋役征收差异性的双结构管理特征。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历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律

行政区域是国家进行分级管理所划分的地域单位和组织形式。两千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变迁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行政区划的演变也呈现出一定的趋势和规律性:每一套行政区划系统经历由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规律;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区设置的变化;非行政区划单位向行政区划单位的转化;高级行政区划单位易变,基层行政区划单位较稳定;同一朝代的行政区划数目由少变多。     

转型期广东省地级市发展的困境与突破重点

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密切,而区域发展又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达到。况且行政区划调整应该是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地级市的发展要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区域管治、改变城市型政区体系、理顺地级市的空间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山海并立：明清时期福建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与原则

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共同影响历史上福建行政区划的调整。晋代以降,福建地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以晋安郡和建安郡为中心的山海并立格局,从宋代开始福建有了深层次的开发,其核心地带也逐步向沿海地区转移。经过明清两代的调整,虽然山海并立格局未被打破,但西部山区的重心日益向山海交界带靠拢,最终形成了今日福建省的政区形势。     

《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与西夏政区刍议

西夏政区研究是西夏学和中国行政区划史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本文通过对《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解读,基本廓清了西夏中后期的政区状况:五府、十州、两郡、九县、二十六城寨、五军、十七监军司,并纠正了汉文史籍对西夏政区记载的不足。指出西夏并非严格地遵循中原政区中的层级关系,而是有其灵活的从属原则。此外就西夏一些政区的边界和西夏政区的特点进行了讨论。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方志建置政区推陈出新得失与对策——以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为例

新修省、市、县三级志书首设的“建置”（政区、行政区划）志（篇、章）,不仅是对本级志书横排纵述时空平台的定义和界定,也是其他门类事物依此界定而纲举目张纵记始末横陈到边之必然。通过对新修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尤其是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的初略研讨,探索其对旧志相关内容之推陈出新,进而指出不论以“行政区划”还是以“建置政区”横排纵述门类,续修方志之首志都要力求忌一味泥古照抄,忌盲目轻信土权威,忌矫枉过正,忌墨守成规,忌错失“补和删”,忌忽视建制层级,忌建置沿革与政区混记。由此提出相关规范完善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