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贪婪督抚家资一瞥

督抚（总督、巡抚）作为一种官职,肇始于明代,但在明代往往带有临时差遣的性质。清代督抚作为封疆大吏,并兼中央有关官衔而成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管地方的军政、司法、钱粮大权,“察吏安民”直接对皇帝负责。清乾隆中叶,贪污之风盛行,尤以督抚引人瞩目,弘历晚年也自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①弘历对督抚一级的贪婪案件十分重视,一经举发,亲自过问,催促办理,并常常将主犯解京“亲加廷鞫”。先后严厉惩办贪婪督抚达二十九人,其中令其自尽、处斩、处绞、即行正法者达十八人．即使如…     

清代的署、护督抚制度

署、护制度是清代督抚制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台湾学者傅宗懋的专著<清代督抚制度研究>①,还是诸多见诸学术刊物的专题论文,都对清代的这一制度视而不见,因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试图以晚清署、护督抚为例,对清代署、护督抚制度作简单梳理,谨企抛砖引玉.     

“官屠”岑春煊与丁未政潮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晚年自号炯堂老人,时人亦称岑西林。岑春煊是清末封疆大吏中一个比较复杂、具有个性的人物。他出身于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岑毓英做过云贵总督,其弟岑春萁在清末亦膺湖南巡抚之任,一门三督抚,可谓一时之盛。     

清代广东提督沿革考略

提督为各省绿营的最高长官,管理一省之军政,与督抚并称"封疆大吏"。广东提督的设立与裁撤、驻地迁移、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的三次归并,无不与当时国家的边疆和海防形势有关。本文力图综合档案、官书、笔记、地方志等各方史料,希冀对清代广东提督之状况有深入了解。     

清代地方官“年终密考”制度述论

"年终密考"是清代大计之外考核地方官的制度,始于乾隆年间。每年岁末,总督、巡抚用密折对属员贤否开具考语,造册密呈皇帝。其对象为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学政、提督、总兵等。该制由督抚亲办,是皇帝获得地方官员臧否信息的主要渠道,密考评语是鉴别外官的重要依据。作为"年终密考"制度的组织者与执行者,皇帝与督抚的良性互动,在一定阶段,保证该制度的稳定性、保密性,成效明显。行之既久,督抚对密考制的应付塞责,及规避风险等因素,导致考语例行公事,套话雷同,有违"年终密考"制度的初衷。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

本文通过卜辞中所见“四封方”,以及侯、伯、子、妇 ,人地同名现象 ,讨论了商王建立外服对诸侯实行封疆制度的种种痕迹。从商王朝所建立的封疆册封制度对外“使”者 ,说明了四方来朝贡 ,这种贡赋政体合一的模式 ,足以表明商代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 ,最初正是从严密的“内”、“外”管理机制基础上产生和建立起来的 ,而这种具体分工标志着殷王朝统治时期内 ,政治社会结构秩序有条不紊渐近成熟 ,直至商灭后 ,周仍继承商的贡纳制 ,为后来的四服改为五服制奠定了基础。这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表明了征服者与臣属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商代王室对异邦控制的多元一体政治格局和秩序。     

张之洞在汉的市政实绩

在晚清政坛上。像张之洞这样重视市政建设的督抚并不多见。其市政建设的规模、范围、实绩及影响在同代的封疆大吏中最为突出。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提出广州市政建设的图景是：“堤岸高广。街衢清洁。设小车以便来往。募壮丁以资巡缉。置机器船以浚淤泥。种树林以资荫息。安电灯以照行旅。”移督湖广后,他的武汉市政建设实绩远比广州的市政建设图景宏伟得多。对于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武汉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光年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嬗变

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捐纳、保举的扩张,州县候选人员激增,流品混杂。与此同时,各省督抚选用州县官常常不拘文法,突破成例。在上述背景下,清廷力图从多方面进行整顿,但多不能行。这一时期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化虽然只是在旧制基础上的渐变,然而这些问题却成为清末新政时期铨选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因。     

尹继善述论

在十八世纪清朝封疆大吏中,尹继善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之一,其一生凡一督云贵,两任总河,三督川陕,四督两江,既曾操劳于军营,也曾奔波于河上,既有平步青云之喜,亦有“汗流泱背”之惧,故及其老矣,何止仅有“阅历天涯遍”之浩叹！①然而,今天谈论尹继善其人,最重要的还不是因其阅历繁复,而是因为他系雍乾之际官僚中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即乾隆也每每以督抚“趋而效之”,入于“尹继善一派’为辞③,故从探寻其政事为人、志趣爱好入手,人们有可能窥测到当时官僚主大夫之一般风貌,进而对其所属时代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试论先秦国家边界的形态

夏、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 ,国家组织逐步取代了氏族部落组织 ,以地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逐步取代了以血缘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直接统治的方式逐步取代了间接统治的方式。与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相适应 ,国家的疆界形态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村落围沟、都邑封疆 ,发展为诸侯国的大型界墙 ,最终形成了统一国家的界墙。这是新的国家制度取代旧的分封制度的必然结果。先秦疆界形态的变革直接反映了先秦国家组织形态的变革 ,折射了先秦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

清代督抚对绿营武官的保题制度错综复杂,本文试图对此分类梳理,以阐明督抚选用武官的职能与作用.本文以督抚的人事权能为标准,将各类保题行为归为非经制性保举、经制性保举和坐缺保举三大类.非经制性和经制性保举由督抚向皇帝和兵部推荐人才,选用权主要在皇帝和兵部,具体任何职或是否任职举主并不清楚;坐缺举用主要表现为题补和拔补千把,是针对具体缺位而保用人才,选用权主要在疆臣.在雍正到嘉庆百余年中,绿营题补缺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清代督抚对绿营武官的题用权缓慢持续增长的趋势.     

战国授田制简论

战国授田制度是政府将国有土地直接授予农民耕种的制度 ,其标准是以户口登记为前提 ,计户授田 ,每户百亩 ,农民按受田数量向基层官府交纳赋税、提供徭役。授田制度下 ,农民所受田地要纳入国家田地的总体管理 ,其封疆受国家保护 ,并依一定期限“换土易居”;国家则依据授田情况和年成好坏向农民征收粮食、刍等赋税。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试论晚清官书局的创立

晚清时期,各省督抚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纷纷开设书局,以刊刻经史子籍,振兴封建文教.而向来学者,多以晚清官书局为曾国藩所创立.     

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

有清一代．官吏的检选和除授例归中央,为吏部之责,然而,总督与巡抚作为地方一级的最高长官亦参予铨政。他们以保举和题补的形式,向朝廷荐举人才,升调属吏。因而,清代的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督抚选用的。这是清代文官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也是清代官僚制度的一个特征。督抚管辖的属吏,除落桌二司外,主要为道府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即从正四品至未入流,除道员而外,他们分别隶属府、州、县三级衙门中,由正印官、佐贰官和教职人员组成。有人作过统计,清代官员的总数,“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颂督抚所辖的地方官约占60％…     

试论噶礼的盛衰荣辱及其原因

噶礼,姓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康熙时期颇有名气的官员。其人有才干能治事但贪婪。作为清王朝开国元勋何和理的后代,其以荫生授吏部主事,仕途顺畅,后出任封疆、官至山西巡抚、两江总督。其历经荣辱盛衰,此既有其自身原因,亦有诸多因素掺杂其间。     

抗慈禧、爱贵州的林绍年

明清时期贵州的封疆大吏都是客籍官员,而且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何以?皆因对贵州“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所以,这些封疆大吏们为贵州做下的好事也就寥寥,走了也就走了,主客再也两不相干。然光绪三十午任贵州巡抚的闵人林绍年,离任二十多年后去世时,贵州名贤耆宿二十多人联名送去了一副深情的挽联,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清末地方督抚在师日举措上的互动--以张之洞为中心

甲午战后,中国朝野上下逐渐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地方督抚在师日举措上有着诸多互动,包括互相商议以应对新局势、已与日本建立联系的督抚积极劝说同僚或为之牵线、后进者主动效仿先进等。这种互动从点、线、面上呈现出时段集中于清末中日关系交好的早期、南方督抚互动更为频繁、内容广泛且循序渐进的特征。督抚群体的互动为各自辖区乃至清廷仿照日本提供了便捷和经验;但也正是督抚的这种自主性对清末的师日活动造成阻碍,限制各地人才、技术等资源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