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蔡京茶法改革新论

蔡京茶法改革脱胎于贴射法的母体,体现了贴射法的制度精神,并在贴射法的再造和突破中,最终确立以引榷茶的专卖模式。这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它走出了官府通过专卖经营从商品差价中获利的传统,从而转变了政府的专卖职能,恢复了市场对价格的配置作用,并且通过对商人征收净利实现了税收公平。蔡京的茶法改革奠定了中国古代专卖的制度走向,其制度模式及理念对南宋以降的茶法、盐法和榷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盐法道”建置考论

明代创设的监管地方盐政事务的盐法道,是我们重新理解明代地方道制与盐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由于明代盐运司等地方盐务机构无力统筹管理食盐专卖的全部过程,创设盐法道成为朝廷解决开中法败坏后盐课无征、管理失控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景泰年间,朝廷最先令四川、两广等地盐法由司道官督理;天顺、成化以后,蔓延至云南、河东、陕西、山东等地;嘉靖以后,两浙、长芦、两淮等重要盐产区以及不产盐的江西、湖广、河南、贵州等纯销区省份,都开始普遍设置专管盐法的道员。盐道的设立与职权扩张,促使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管理以及分散于府县的疏销责任集中到省级层面,盐政管理呈现一定程度的集权化,这一趋势为清政府所继承并进一步推向纵深。     

从张平叔的官销之议试论唐五代盐专卖方式的变迁

从张平叔的官销之议试论唐五代盐专卖方式的变迁吴丽娱唐朝自肃、代之际第五琦创建榷盐法而刘晏改行就场专卖制后,食盐运销即以商运商销为主。但至五代,则完全改以配制和场务榷粜为主的官销。专卖方式的更替自何时开始？其转变的因素究竟何在？这是以往学者论述中虽颇...     

析明代两淮盐区未取晒盐法的体制因素

晒盐法的发明是制盐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它肇始于处于边缘地位的福建盐区.到明中后期,晒盐法因其经济、实用、高效的特点而被推广到诸多盐区.但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淮南盐区却抵制这一新技术,直到清初才开始零星地试用晒盐法.晒盐法于明代没能在淮南盐区推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煎盐法是和利于国家严密控制盐业生产的"团煎法"、"火伏法"、"簿历法"等措施相配套的,国家自然不愿意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处于核心地位的两淮盐区因受国家政策的钳制,故其在管理及经营模式上体现出被动性和教条性;二是晒盐法对明代盐业体制起着分化作用,加剧了余盐、私盐问题.     

明代票盐法探析

明代的食盐行销以引盐法为主体,嘉靖时期许多地区又逐渐实行票盐法,票盐法是引盐法的补充形式,对于引盐法具有一定的从属性。然而,票盐法又与引盐法明显有别,票盐的行销使明代食盐行销体制得以顺利运作,对中下层商贩、灶户、军民人等参与食盐的营销活动也具有推动作用。     

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

<正>中国古代主流观念反对"与民争利",清代食盐垄断专卖正是与民争利,因而饱受清代士大夫的批评。在清代舆论的基础上,当今学界似乎形成了共识:清代盐政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干预经济,从而为国家财政服务的制度。它和汉唐以来的食盐专卖制度一脉相承,是有悖于市场机制的管理办法,"反映了国家政策与客观社会经济法则的背离"[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这一认识建立在对食盐专卖制度的判断上。实际     

日据时期台湾的专卖制度

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在日据初期台湾一度成为日本政府的经济负担,但得益于总督府有效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专卖制度的实行,台湾的财政收入很快就扭亏为盈,并逐年膨胀。总督府在台实行专卖,一方面是因为专卖收入作为一种间接税,比较隐蔽,不容易受到台湾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通过专卖制度的实行,开创了日本国家资本和日本内地人资本在台的独占企业,有利于日本资本对台湾的控制。日据时期台湾的专卖制度始于1897年的鸦片专卖,从无到有,     

中法战争后广西边疆地区“向食夷盐”现象与盐务治理

中国长期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按照官方的规定,广西边疆地区属于官盐粤盐的引地。但是由于地缘关系,广西边疆地区距离盐产丰富的越南较近,出现了"向食夷盐"的现象,这在内地省份是很少见的。"向食夷盐"现象与中国的盐法制度相悖,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法国统治下的越南盐向广西边疆地区倾销及私贩,盐务治理难度增大。面对强大的法国,为维护盐利,中国对越南盐的态度有所变化,由中法战争前官方明令禁止、实则默许转变为中法战争后按章截缉、大力抵制。     

“明代赋役—财政变革与国家和社会之关系”笔谈

<正>【编者按】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命脉。每一次重大的赋役改革和调整,都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格局。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期的16世纪的晚明,曾围绕赋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既是自宣德以来赋役制度改革的延续,又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学界关于明代赋役制度及其改革的研究成果不少,然对于明代财政史却缺乏总体把握,以至于在20世纪末被学者称为"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世纪遗憾’"。目前仅     

盐法变迁与地方社会的盐政观念--康熙年间赣州盐法所见之市场、考成与盐政关系

与以往研究者较多地从财政、军事、商人、商业以及资本主义等角度解释盐政不同,本文通过对康熙年间江西赣州府盐法变迁的分析,说明基于市场因素的多层次盐区认同与行政性制度因素一起,成为地方社会对王朝盐政制度进行反应的重要依据,其中盐法考成是王朝盐政制度在地方具体运作的一个关键.     

明清两淮盐务道员建置新考

盐务道员是明清政府为管理食盐产销设立的重要职官。万历末年,明廷为催征盐课以供辽饷,先后创设整饬、疏理两淮盐法道。天启以后,党争剧烈,道臣清理盐法成效不彰,崇祯朝致力恢复运司专管盐法的旧制。清代重新调整盐官制度,合并运使、盐道为“管盐法道运使”,又新设监管场产的“分巡盐务道”和职司岸销的“通省盐法道”。盐务道员由朝廷差遣官变为地方盐务机构,与专管盐课钱粮的运司衙门共同成为包衣盐差的直属办事机构。皇帝为独揽两淮利权,又令两江总督兼总理盐法,与包衣盐差相互制约。道光年间,盐差因整顿不力奉裁,盐政改归总督管理。咸同军兴以后,运司、盐道的职权被招商、督销等局侵夺,两淮利权遂归总督,成为晚清督臣专权的财政基础。     

“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清道光朝黄玉林私盐案研究

黄玉林私盐案是清代发生在两淮地区最大的盐枭案。盐业走私犯黄玉林虽然一度被清廷招安,但并未真心悔过,一有机会便想重操旧业。经过道光帝的坚持,黄玉林最终被两江总督陶澍处决。清代私盐案的屡禁不止,实由于清代盐业管理体制的弊端所引发。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票盐改革,从根本上杜绝了原有盐商垄断的体制,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迅速消失。     

盐统王朝:唐代后期的盐业、财政以及国家安全(英文)

盐业在唐代占有重要地位,至公元780年,唐王朝至少一半的收入来自国家的盐的垄断。安禄山叛乱之后,盐业垄断所得主要用于重建战后破败的国家、服务于君王群臣享乐。唐代对盐业的垄断成为广大贫民遭受不平等和剥削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朝廷与地方之间贪婪与权力斗争,乃至更多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四川、陕北、以及东南沿海等产盐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与国家的角度来探讨唐代晚期盐的重要性。     

李鸿章与晚清两淮盐政改革

李鸿章是对晚清两淮盐政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人物.在两江总督任上,他毅然选择大商人而放弃小商人,以捐输票本、循环转运和招商联保的方式确保税源;在湖广总督任内,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他又坚决维护原来力图加以改变的"川盐济楚"局面.由此可见,利益才是李鸿章施政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

文章从明代两浙盐政变革的制度背景出发,考察永嘉盐场成弘时期的盐课改折、嘉靖前期的盐课转嫁、嘉靖后期的私盐倭乱、隆庆年间的赋役改革等历史事件,探讨该过程中州县官府与盐场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对永嘉盐场的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盐场赋役制度运作和东南沿海社会变迁的理解。     

明故武略将军陈兴墓志考释

1996年,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万善村东北发现一方明代墓志——大明故武略将军陈公墓志铭。碑文从保卫家乡、征战南北、镇守怀庆、修理城池等几个方面简要地概括了墓主陈兴的一生,为研究明初的兵制、官制和军事形势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殷都制盐业的探索

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之一。商代王都人口众多,对盐的需求量甚大,在当时生产和交通条件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单靠从商都之外运入,恐怕难以满足。今天的豫北地区在商代虽然比现在温暖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但仍然存在某些盐碱性土壤。因此,殷都食盐除了从山东、山西以及四川等地区输入外,普通百姓也可能就地取材,制造土盐,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     

潮汐灌溉与江南的水利生态(10-15世纪)

从宋代至明代,江南地区的潮汐灌溉在技术体系、地域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原因在于江南地区的水利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塘浦圩田体系的崩溃,使得潮汐灌溉的作用上升,但潮水带来咸水入侵、泥沙淤积等种种危害,使得闸坝的设置与管理日益重要。这一变化趋势自宋代开始,至明代黄浦江取代吴淞江的地位之后,整个江南的水利环境为之一变。感潮区在享用潮水之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浑潮泥沙的危害,由此最终导致这一灌溉方式的衰落。潮汐灌溉技术与水利环境这种互动的关系,典型的反映了江南感潮区水利生态的变化。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