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

秦兵器铸造分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过去传世已有不少,只是缺乏研究,不明制度、规律,尤以很多仅深记用地,只一两字,旧并不知其为秦兵器。解放后出土不断见于报导,但兵器铭刻多草率苟简,细线而小,又多锈蚀残泐,以致极难辨认,有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解放后新出秦兵器不断见于报导,因无全面考察与总结性研究可从利用,不仅诸多已出同铭或相关的兵器未能利用,铭文本身误释、误考之处往往有之,至于分国、断代之规律,与制度、历史、地理之阐明,更非所详。作者留心古兵器研究,已三十年,精诚所注,往往“金石为开”,古语信不我欺。三晋、燕、齐等国兵     

珍秦斋藏王二十三年秦戈考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青铜戈一件,戈援细长上翘,中长胡三穿,内上有刻铭2行14字。铭“王二十三年”指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前284年);“家丞”为魏冉封邑陶之丞,也是器物的监造者。本文据此戈及十四年、二十年相邦冉戈、二十六年丞相戈等相关秦兵器讨论魏冉五任相邦的情况,昭襄王时期秦戈形制及战国晚期秦的工官制度。     

珍秦斋藏王八年内史操戈考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秦青铜戈一件,戈援狭窄微弯,中长胡三穿。内上有铭文3行14字,援近穿处有记号“三”字。铭“王八年”是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内史”是京师行政长官,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操”之名见于《史记·六国年表》,曾以庶长的身份平定义渠内乱。惠文王更元四年(前321年)操已任内史。“内史操左之造”极可能是内史操佐助丞相监造。此戈反映了秦兵器铸造制度的重大变化,极为珍贵。     

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性

秦俑坑青铜兵器上的刻铭为我们研究秦代青铜兵器的生产、加工以及劳动力组织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弩机上的刻铭似乎与其它兵器上的铭文有所不同,不仅大部分是数字和符号,并且在同一个弩机的各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和符号。从以上的初步分析看,这些刻铭反映着多重信息,不仅仅是秦时期"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体现,而各部件为了更好地组装在一些,浇铸后要进行打磨。工匠将打磨好并能装配在一起的部件做一标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件或两个部件上刻有同一数字铭文或符号。     

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郡名称补正

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律令文书中出现了大量秦郡名称,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以下简称<考略>)、于薇<试论岳麓秦简中"江胡郡"即"淮阳郡">(以下简称于文)已经就其中一些郡名作了梳理和考证.现结合秦玺印封泥、里耶秦简以及秦兵器题铭等材料中所见的秦郡名称,对以上两位先生未言及之处略作补充.     

赵惠文王时期的纪年兵器研究

本文通过对二年主父戈、王何立事戈、廿年丞藺相如戈和廿九年相邦趙豹戈等多件赵惠文王时代的标准兵器进行讨论,认为在赵国兵器刻铭的演变过程中,由早期形式多样的辞铭发展到后期严密规整的三级辞铭格式,惠文王在位时期是这一变化的关键阶段,奠定了孝成王及以后赵国兵器刻铭的一般形式。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崇尚武力和战争拓疆在当时是新的现象。而赵、秦等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以制造武器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上及国王下及奴隶,是认识当时社会性质和变迁的重要内容。本文虽讨论的是具体事物,但以小见大,可窥战国历史。     

“秦弓”与“吴钩”

“秦弓”与“吴钩”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兵器,成为古代军人的精良装备的象征。秦俑坑实战弓弩的出现,对我们研究军史上的重要兵器——“秦弓”的本来面目提供了重要资料。秦俑坑出土的一种弯刀形兵器,被人们当成是锐不可挡的“吴钩”,例如秦俑博物馆兵器陈列说明中至今仍这样命名。笔者认为这种弯刀形兵器不是吴钩,是一种“镰”。下面对二器作一些初步考证,求教于方家。     

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三则

本文从战国兵器铭文出发,讨论了三个小问题:第一,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铭中的蜀守名应为"登";第二,"四十六年上郡守凌"戈铭中的"凌"应即秦昭王时期的"王陵";第三,赵国兵器铭文"邦大夫"的执掌可能与后世的"户部"相似。     

商周青铜器铸后制铭工艺考证

学界普遍认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铭文早于铸后制铭,并认为铸后制铭技术只出现在西周晚期以后。本文通过对商周时期若干铸后制铭青铜器的研究发现,铸后制铭可分为錾铭、刻铭与琢磨铭文三类,后两类的出现与应用不晚于铸造铭文。这些技术脱胎于夏商时期的玉器加工工艺,当与甲骨文的契刻技术同源,工匠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掌握,但出于生产效率与容错代价方面的考虑,选择了出现较晚但更为节省时间和人力的铸造铭文技术。铸后制铭因为其本身的缺陷,只作为一种边缘技术长期存在。     

秦俑坑出土的兵器

秦俑坑出土的兵器,其种类有弓弩、戈、矛、戟、钺、殳、金钩等,是研究古代兵器史、科技史的珍贵资料。秦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简单加工机床的运用,兵器表面化学防腐处理技术,铬盐化新工艺的创造等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内容。１秦俑坑出土的兵器中国...     

战国题铭概述(中)

三三晋题铭三晋,即韩、赵、魏三国,关系较为密切(例如曾发行形制相同的方足布),它们的题铭有许多共同之点,所以最好合并论述。首先考察韩国的兵器。据魏国人所撰"竹书纪年",战国时韩都于郑,故自称国名为郑。因此,下列器物都属于韩国: 郑武庫。三代吉金文存19,32,2戈郑武库,冶期。同上18,31,1器种不明郑右□,盛季壶。同上12,8,2壶同样,下举两件兵器也无疑是韩国所铸造: 六年,郑今韩鱼,右军工师司马(巨隹),冶伙。同上19.52.1戈五年,郑□□□司马朱,左军工师□□,冶(?)□。同上20,40,4矛这种记今、工师、冶的铜器,主要是兵器,都是三晋的。     

再议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的两件秦兵器

首先,本文通过对广西平乐银山岭墓地出土"孱陵"铜矛和"江""鱼"铜戈形制特征的分析,判定两者均属战国晚期秦兵器。其次,在铭文内容释读、刻铭时间以及它们出现在岭南的缘故等问题,提出了与蒋廷瑜先生不同的看法。     

馆藏王莽货币概述

馆藏王莽货币概述陈丽凤我国自秦统一中国行用半两,至西汉初仍沿秦制,一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改为五铢钱止,钱币均以重量命名。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建立了以“新”名国的政权。王莽为了复古的需要,大胆改变汉制,把钱币所有铸造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三门峡市博物馆藏战国“高都令戈”考

三门峡市博物馆馆藏一件战国时期带铭铜戈，铭文包含了戈的铸造地、铸用年代，以及兵器的铸造、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重要信息。本文通过对其铭文考释和信息解读，确定了戈的绝对年代，厘清了韩高都与魏高都及东周王畿之间的关系，为战国时期韩国兵器断代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

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李朝远１９９３年底,香港文物坊肆间出现一批有铭的秦公青铜器和无铭但形制与有铭秦公器相似的器群。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采取果断措施,将其中有铭文的４鼎２簋抢救回归。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函告,该器群出土于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     

辽“嵩德宫铜铫”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

“嵩德宫铜铫”1950年发现于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萧氏墓葬中。该铫器身作短直筒状,带柄。在器身外侧近底边刻有“嵩德宫造重一斤□□□三日”的铭款。铜铫及其铭文的发现,为了解辽代宫卫手工业生产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线索。辽代的“宫”,内涵比较复杂。就见诸于《辽史》而言,有朝仪宫、宴寝宫、宴乐宫、行宫,还有一种被称为斡鲁朵的宫,它实际是帝、后私人辖地的直属官署,和其他宫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所以《辽史》编撰时单列入《营卫志》“宫卫”一类。铜铫铭款中的“嵩德宫”,应是《辽史·营卫志》“宫卫”条所载的斡鲁朵一类的官署。     

对秦《石邑戈》铭文解释的商榷

《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三年三期登载的《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一文,报导了宽甸县出土的石邑戈,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秦丞相李斯造戈,今仅就作者对铭文解释,提出两点商榷: 一:文章说,铭文中“左工”应与工师相同。此说不甚确切。兵器铭文所见之职称,除有工师外,还有“左工师”及“右工师”之职。左工师职名见于江陵拍马山出土铜戈,铭云:“三十四年村丘命燮,左工师誓,冶梦。”(《考古》一九七三年三期)     

战国题铭概述(上)

我国旧名为"金石学"的学科,用现代术语来说,可称为"题铭学"。中国先秦的题铭,按照时代演进,应分为殷、西周至春秋、战国等三个阶段。器物题铭的内容及形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奴隶制时期。自西周晚年以至春秋,族长制(宗法制)关系逐渐瓦解,氏族贵族的统治逐渐崩溃。适应于这一过程,在铜器题铭上可以看到下列现象:第一,西用早期、中期,铜器都属于居统治地位的姬、姜等氏族的贵族及其僚属,至此开始出现了"庶姓"甚至"蛮夷"的题铭,例如曹姓的邾器、曼姓的邓器、允姓的鄀器,都表现了一些特色。     

自铎铭文考释

2003年春 ,浙江省绍兴市出土一件50字铭的青铜甬钟。此器为典型的甬钟形式 ,却自铭为“铎”。西周甬钟源于南方商周时期的大铙 ,所以这件甬钟自铭为“铎”或许正是南方大铙的本来名称。此甬钟从铭文字体看 ,是典型的越国鸟虫书风格 ,铭文却注明是徐器 ,或可表明是徐人流亡越地后所作。因此 ,这件青铜甬钟的铸造地 ,当在越国故都绍兴 ,其具体年代约在越王勾践晚期或稍后。     

“我”在古代不是“我”

古代的“我”与现在的“我”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短兵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