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史学思想初探

钱澄之一生著述宏富,其中,《所知录》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专著,其他著述所涉史事和史论亦多,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和史学关怀。其"文直""事核"的史著原则,"存疑""质证"的史学批评理论,"彰往""察来"的史学经世思想和宏阔的史学视野,在明"遗民"阶层和清初学术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其作为桐城派先导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功。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敬播史学成就探微

敬播以他的博学多识,参与了唐初许多重要史学活动,为唐前期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在史馆,能秉笔直书,所纂高祖、太宗《实录》,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从而赢得"陈寿之流"的美誉。他对史书的编纂体例有独到见解,纂修《晋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他参与纂修隋史,为唐初"鉴戒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编纂的《西域图志》,在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刘知几对其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具有"良史"之才。     

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堂,并逐次出版其学术著作而为学界所知之时,其作品内涵非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亦且与专业史学毫无牵连。身为黄侃在北京大学的授业弟子,又是顾颉刚之同窗挚友,范氏是受到胡适和梁启超所提出之典范引导,以致逐渐向整理国故运动靠拢,而其早期著述也在当世被视为整理国故之一环。此一隐没不彰的案例可以体现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内涵之复杂性。     

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在转向拥抱唯物史观,并实际运用于其个人之学术研究之前,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从其早期著述,特别是大学授课讲义《诸子略义》一书着手,探讨范氏之学术转变与思想发端。范文澜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实为其前半生著述之枢纽。但是与此同时,其心灵由于外在现实政治的刺激,导致他深受无政府主义理想之影响,他的思想亦在急遽转向激进化的道路上前进。《诸子略义》与范文澜将近三十年后出版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相比,其中被重新阐述的孔子经过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历程,反映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儒家文化遗产的态度。     

西文之中国文献学初议

<正>一做中国学问,文献学是其基础。"文献学"一词源于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又在《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     

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正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     

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张尔田作为民国初期"传统派"史家代表之一,与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派存在着分歧,在本中,张尔田主要从考据学与疑古思潮这两个方面进行批评,尽管他游离于史学发展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的弊端与批评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部深察细勘、寻踪探源的铸钱工艺史力作——《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工艺研究》读后

<正>梁启超先生是近代历史的深度参与者,也是博通中西,纵贯古今的史学家,他对于史学研究目的和方法的观点对历史研究很有启发。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之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任何一个历史事实必有其发生的原因,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

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同样也非常重视对《周易》与易学的取鉴。他将唐代易学家推崇的"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应用于相关的史学批评,在其史学发展观、史学叙事理论以及对"史法"、"史义"的辨正里,都可见刘氏对易学理念与思维的融汇贯通。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家易、史互通的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易学的发展状况。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中外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正>【编者按】当代中国史学的开拓创新,既需要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域外史学中获得"他者智慧",因此大力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并对这种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史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我国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     

回顾与思治先生的交往及其治学风范

<正>王思治先生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尤是海内外有影响的清史专家。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纪念他85诞辰暨"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史学与清代中国学术"的研讨会。我十分高兴地应邀与会。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清史研究所更是我今生今世安身立命的根基之所在,自然有深厚的感情,而思治先生则是与我相识、相交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在与他亦师亦友的多年交往中,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特点和治学风范。因在会上以     

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正>就西方史学传统而言,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是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以各自的方式来诠释史学传统,演绎出缤纷多彩的史学形态的;19世纪的历史学亦是如此。在"历史学的世纪"里,史学得到空前发展,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日渐成型,历史学的独立地位逐步稳固,其中兰克及其学派居功至伟。应该看到的是,独成一派的兰克史学虽然特质鲜明,但其特质是脱胎于"求真、人文、垂训"这一史学传统;兰克史学所彰显出来的特征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史学传统在19世纪的一种演绎。故而,倡导西方史学传统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兰克史学传统     

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因历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较迟,又先后遭逢艰危之政局,故政治史一直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史研究的恒久性主题,而且研究之议题亦相对狭窄。这一状况尤以中国大陆为突出。尽管在西方史学主流中,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经济史和社会史曾长期取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史学中政治史却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及其特殊性。世纪之交,政治史再度成为世界史学重视的主题,中国政治史研究因应其中,开始呈现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政治史组成部分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重要牵动力。其研究理路先后经历了"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阶段(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     

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

经世致用、积极入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反映到史学领域中,就是使中国的史学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表现出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意识。首先把这种精神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亦是历史学家的孔子。他有感于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者有之．子找其父者有之”‘。的局面而作《春秋》,企图借助于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孔子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对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给以极六关注,对其进行积极阐释和应用。到宋代,史学不…     

何之元仕宦考略

何之元出自庐江灊县何氏,是南朝梁陈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撰《梁典》为两晋南朝编年体史著的殿军之作,其历史编纂和史学思想受仕途历程影响较大,文章对其仕宦经历进行了详细考述。何之元为梁权臣何敬容疏宗,从其起家官来看,门第亦在"士品二流"之列。何之元于普通元年前后入仕,但仕路长期受何敬容抑制,浮沉宦海达60余年而未居显职,除一度居任县令或刺史外,主要周旋于权贵亲王幕府之中,最终官及五品。     

中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新探索——读汪高鑫教授《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经史之学作为传统学术中的两大显学和姊妹学科,二者因缘颇深。六经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是后世经史之学的共同源头,其本身就具有亦经亦史的特点。至两汉,经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学也随着司马迁撰《史记》而成就了"一家之言",并在学术实践中实现了经史分离。但由于两汉史学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在当时,包括《史记》、《汉书》在内的史著仍被认为是经的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