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演进中,钱穆先生最为认同、推重"宋学",并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与讲演中论涉了宋学问题,对宋代学术文化作了广博而精微的研究.探求和考察钱穆之所以推重、认同宋学的原因及其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入钱穆的思想世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之思考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综合钱穆的论说与诠释,他所念兹在兹的宋学,其意涵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释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创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     

钱穆与民国学风——以私立五华文理学院为中心

抗战胜利以后,因与"科学考订派"和"革新派"在学术取向、人事方面均不相协,钱穆并未北上、东进,而是暂时栖身昆明私立五华文理学院。其时,钱穆讲学多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著述则以提振民族精神为宗旨。其教人则力反民国以来学者不读书,竞以新材料相尚的流弊;强调治学要读基本书,要在掌握前人研究之大体的情况下继续深入,以期转变学风。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浅析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

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工具,历史教科书在清季开始登上教育和学术舞台。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清朝历史的叙述,大体是基于"本朝史"的书写框架;进入民国后,历史教科书的基本内容虽然短时期内未做大的变动,但基于民国的共和立场书写清朝历史则成为教科书编者的共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发生巨变。本文从书写原则、书写策略等方面,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等视角,对清季民初之时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进行分析,以期为历史学如何求真与致用,提供一个典型案例。进而思考这样的清史叙述如何影响甚至规范此后的清史研究脉络、走向等重要学术问题。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清初程朱理学研究》读后

正百余年来,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从大处分,至少有三种研究路向:其一为"研究之研究",对过去的学术作必要的回顾;其二为"思想史的研究",侧重书写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甚至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其三为"社会史的研究",将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放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朱昌荣集十余年之功,出版了《清初程朱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下简称《研究》),在反思理学学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正从2008年提交博士论文《"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到2012年出版小书《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笔者对"历史书写"这一主题关注有年。在持续反思自身研究立场的同时,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集中活动而言,可以举出如2013年3月16—1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了"建构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国际学术工     

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

《秦汉史》和《国史大纲》是钱穆的两部重要史著,但两书对西汉政制的解读全然不同。解构两书不同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对比其对史料、史事的选择、解读的差异,可以考察钱氏治史风格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特征。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二)

探究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构建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思路。重要概念构成了人们感知、理解、阐释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对于构建学术体系而言,重要概念不仅是内容,也是工具。本期笔谈将聚焦以下议题:深化对"帝国"概念的认识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学术体系的构建;破除"自由国际主义"的迷思有益于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危机;厘清"安全困境"概念的"前世今生"有助于避免其被误用和滥用现象的发生;梳理"文明标准"的概念和历史叙事有助于中国学术界生成批判精神和开放意识。本期笔谈旨在发现并阐明上述重要概念的起源、成因和应用,明晰其在学术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希冀中国学术界在未来能够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重要概念,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中国思想史的“历史”与“思想”

正书写、研究中国思想史,有两个东西无法回避,即"历史"与"思想"。所谓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无非有两个,一是中国思想史自身的思想历史,二是中国思想史构建的思想历史。这两个思想的"历史"涉及到思想产生的历史、思想呈现的方式、思想史书写者所处的历史三个具体因素,需要贯通研究,方     

中西文化论争中的钱穆大文化观

处在中西文化论争时代大背景下,钱穆创造出大文化观思想体系来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和刺激。钱穆学术生命始终随着其所在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此大致可以把钱穆的一生划分为大文化观的酝酿、大文化观的提出、大文化观的总结传承三个阶段。纵观这三个阶段,钱穆是一位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其生命历程和时代主题相契合。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埘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评介

<正>近代学者、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国学大师钱穆也有"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的说法(《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更是广为人知。正因为此,学界对于宋史尤其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可谓用力甚勤且成果     

“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反思——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6月22日至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反思——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术演讲厅召开。北师大历史学院和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几十位教师出席了会议。参会学者分成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历史教学三个讨论组,共提交论文49篇。两岸学者介绍了各自近期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研讨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钱穆史学成就研究综述

钱穆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作等身,尤其在史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建立了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笔者主要从一般历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三个方面,对钱穆史学成就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