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

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中国(1897—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简介

由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道格拉斯·任达(Douglas R.Reynolds)先生所著《中国(1897—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是一本研究中国清末新政运动与日本关系的史学专著。这本书为“剑桥、麻省、哈佛大学东亚丛书”之一,于1993年经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会议出版。该书从研究中国清末新政运动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入手,对于中国在由封建社会体制向近代化社会体制过渡转变中引进日本明治政制革新内容的几个有关方面做了详细的探讨,具体分为“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法律体制”的引进等等。该书认为,由于清末不断的政治危机与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义和团等革命运动的推动,促使清政府内保守派也不得不发动“新政运     

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西方汉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研究受到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全球史观和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也影响西方汉学家研究清代历史时的选题和解释路数。西方清史研究先后兴起了五种重要历史编撰范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史编撰、世界历史与清社会转型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清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后现代式的清史研究等等。了解西方汉学界的清史研究近年来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清史研究。     

清末近代学堂和学生数量

清末兴办学堂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特别是由于资料缺乏而零散,对历年学堂设立和学生增长情况了解甚少。笔者由于研究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曾追寻一些资料,发现清末实际上作过三次大规模的学务统计,即1907年、1908年和1909年。每一次都由清学部总务司文书科编订有数百页的资料,这即是《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下简称《第一次统计》)、《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下简称《第二次统计》)     

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影响下的年鉴事业

清末民初,统计学传入中国,对本土年鉴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统计学为年鉴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让年鉴事业逐渐成为具有实证性的现代学科;统计学为年鉴事业发展提供方法论,调查统计被年鉴编纂者广泛使用;统计成果为年鉴编纂提供大量资料,提高了年鉴编纂质量,加快了年鉴出版速度。此外,清末民国时期各级统计机构、统计人才、统计法规等还助推年鉴编纂工作成为一项常态化事业,推动年鉴的规模化发展。虽然统计学与年鉴事业联系如此紧密,但统计学在民国时期就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年鉴事业却未能跟随统计学的发展脚步,年鉴学至今尚未建立。探其原因,与西方年鉴传入中国时就缺乏系统理论,本土年鉴理论发展又较为迟缓,年鉴产品开发运用不够深入,大而不强的年鉴业难以有效反哺年鉴理论发展,促进年鉴事业发展的机构、法律、人才等外部条件不足有关。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的重构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促使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新的历史时间使人们的历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将历史演变视为时间均质单向流动的过程,削弱了历史事件在"循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断裂的历史时间因为逐次排比的历法时间获得了连续性,历史片段之间因果关系的探求,使得线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得以有机融合。在历史书写当中,通过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架构,"统一"演进的历史时间序列得以建立,并为中西历史比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时间架构,也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们展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的内在规定。     

学科建设视角下民国统计对年鉴的影响

清末民初统计学传入中国,并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的各项工作、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年鉴。民国时期,统计学从理论方面丰富了年鉴的发展思路,让年鉴成为具有实证性的史料;统计学为年鉴发展提供了方法论,调查统计被年鉴编纂者广泛使用;统计成果成为年鉴的重要参考内容,促进了年鉴的编纂。此外,民国时期统计机构、人才、法规等还间接为年鉴编纂提供了助力。但与民国时期统计学就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同,年鉴学至今尚未建立。究其原因,与西方年鉴发展缺乏系统理论,本土年鉴理论发展又较为迟缓,年鉴发展运用不够深入,稚嫩的年鉴出版业难以有效促进年鉴理论发展,年鉴发展的法律、机构、人才外部助力不足等有关。     

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

新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要求中国历史研究突出个性化。更新观念 ,主动参与和自觉应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文化变革 ,是解决 2 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缺少个性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关键。历史研究的个性化表现为选题、研究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而宽松和谐的治学环境和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是个性化历史研究的保障。世界史体系的重新构建是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中的必然过程。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世界史体系重新构建中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 ,而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为其中的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

从1997年开始,我们在若干研究计划支持下,建立了1830年至1930年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并曾利用这一数据库,发表了数篇以“共和”、“民主”、“权利”、“个人”、“社会”、“经济”和“科学”等关键词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探讨这些重要现代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基础,而且,进一步的分析疏理,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做出修正或质疑。中国近现代思想变迁大致可分为如下三阶段:1840年至1900年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西方现代思想选择性吸收时期;1901年至1915年是儒家思想退到家族私领域,而在公共领域全面学习西方的阶段;1915年至1925年为第三阶段,正是在这第三阶段,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制度带来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界对民主、权利、社会等重要观念的重构,形成了中国当代思想。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即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理论。系统考察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并探讨哲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在其间演变发展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搞清楚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的逻辑机理。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谈一点浅见,旨在求教。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但要正确地追溯其思想渊源,科学地考察其萌生过程,必须首先搞清楚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１．历史哲学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双重规定性：哲学历史观上的和具体的史…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学堂乐歌的演进及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学堂乐歌”是我国近代史中音乐文化的突出成果,它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洋,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西方音乐知识,促进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繁荣,以及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学校和音乐教育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学堂乐歌即学校唱歌,是一种集体唱歌的形式,具体是指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所开设的音乐课和课中所教唱的歌曲。这种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兴起的学堂乐歌,掀开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新篇章。(一)学堂乐歌的产生学堂乐歌产生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通商口岸举办一批教会学校,学校的课程中…     

从世界文明的趋势寻找中国的未来

<正>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年代"。在这三十年中,清末民初的前二十年(1895~1915)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十年(1915~1925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年代。简单地说,清末民初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年代,亡国危机严重,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要学习西方的文明,但这个被晚清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乃是以富强为中心,所谓物竞天择、     

中国传统制衡观念与知识阶层的政治心态

对于政治权力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权力制衡的观念,是政治思想史的核心内容。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中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制衡观念,在西方文化中,自古希腊智者派以下形成的权力制衡观念的核心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则是以“道义”制约权力,这样的制衡观念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因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制衡观念,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知识阶层的政治心态,对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末维护国家一统的思潮

中国自古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然而 ,步入清末的中国 ,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 ,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厄运 ,在民族危亡的重大时刻 ,中国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维护国家一统的浪潮。本文拟从这一历史史实出发 ,探讨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中国人思想的重大变化 ,再现中国人维护国家一统的努力 ,探讨不同派别为维护国家一统所提出的不同主张及对清末中国社会的影响。     

彩墨艺术效果对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影响

进入20世纪,经济发展促使思想解放之风盛行,中国画受到西方美术思潮的影响,各门类绘画观念、技法的出现,使中国水墨艺术在西方美学观念的渗透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中国水墨文化走向了不断融合的发展之路。以高剑父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一方面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接触西洋画,另一方面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力求革新,以改革中国画为己任,使中国画开始融入全新的绘画语言。这深深影响着之后的林风眠等人对水墨人物画的进一步探索。水墨人物画开始融合西方的绘画语言,这也使得中国水墨艺术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观念、技法、形式、材料上都受到了冲击。在中西思想的不断融合下,当代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被重新定义,这也是水墨人物画在广泛吸收众多艺术思想下形成的新的艺术表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