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与美国革命前后的政治文化变迁

在17世纪英国内战的历史语境中,爱德华·柯克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将《大宪章》塑造为一种反抗专制王权和捍卫臣民自由的“神话”。伴随着英国的海外拓殖,《大宪章》来到北美,并与特许状一起成为殖民地自治传统的一部分。在殖民地反英运动中,北美革命者与英国激进派遥相呼应,令《大宪章》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了强大的政治能量：其一是作为抵制母国政策的政治话语;其二是作为高度象征意义的权利和自由的护身符。美国独立之后,《大宪章》的精神在融入美国宪政的同时,其本身则在辩论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大宪章》的跨大西洋旅行不仅勾勒了英美政治文化互动的轨迹,也再次凸显了美国革命思想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美国建国前后政治变动的复杂性。     

《英国封建王权论稿》出版

我国史学界对 5至 1 3世纪的中古西欧政治史鲜有探讨 ,迄今只见少数论文涉及。孟广林先生的新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一书 ,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我国著名史学家马克先生为之作序。这部著作近 33万字 ,共 7章。各类数字统计表 1 3幅 ,插图 4幅 ,并附有主要译名索引表与对照表以及大量参考书目。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在认真梳理西方学术史与大量搜集史料的基础上 ,将传统政治学与新政治学的方法结合起来 ,对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国封建王权的形成发展、王权与世俗贵族、教会、城市市民…     

中古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关系

中古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关系孟广林自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１０６６—１０８７）至亨利二世（１１５４—１１８９）的百余年间，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既有密切的政治合作，又有激烈的权益冲突。双方的关系扑朔迷离，极为复杂。对之作一深入探讨和正确评估，无...     

书讯：《英国封建王权论稿》出版

我国史学界对5至13世纪的中古西欧政治史鲜有探讨,迄今只见少数论涉及。孟广林先生的新《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在这一领域中的第一部学术专,我国名史学家马克垚先生为之作序。     

《大宪章》制定考——从男爵方案到国家特许状

《未知特许状》和《男爵法案》是《大宪章》的两份草案。《未知特许状》包含《亨利一世特许状》和补充条款两部分,绝大部分补充条款进入到《男爵法案》和《大宪章》中,构成了男爵们的核心利益。《男爵法案》极大扩充了文件内容,包含了更多样的群体利益;其担保条款深具原创性和革命性,深刻改变了《大宪章》的性质;其司法条款进入《大宪章》,对后世的法治和宪治造成了深刻影响。最终制定的《大宪章》确认了教会自由,奠定了王国政治秩序的基础。《大宪章》一方面遵从《未知特许状》采取特许状形式,继承了国王宣誓传统;另一方面基本采用了《男爵法案》的内容、次序和措辞,确立了国家治理的结构。经过这些制定过程,《大宪章》从男爵特权方案变为更具公共性的国家特许状。     

论10～11世纪德意志的帝国教会体制

10~11世纪,德意志存在一种帝国教会体制,其实质是王权主导下的王权与教会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在这一体制下,教会机构成为国王的政治机器,教会首脑成为国王官吏,同时国王则全力维护教会的特权和利益。在萨克森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教会体制成为德意志强大王权的一根重要支柱。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体制也存在严重隐忧。“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后,帝国教会体制瓦解,王权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     

试论西欧中世纪封建王权的"合法性"

中世纪的西欧在建立采邑制的过程中确立了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中 ,王权的合法性决定了其具有政治统治权威。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思想为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教会举行的加冕礼使王权的合法性具体化。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使采邑制具有潜在的分裂因素 ,封建王权用特许权作为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施行统治的工具。王权的合法性赋予特许权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给予封建领地的社会群体司法保护 ,保证个人联合政体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新因素的生长。     

试析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教会免税特权

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绝对君主制国家试图对特权团体征收国家直接税,而法国教会对政府的新税收政策进行了最为成功的抵制。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法国教会内部严密的组织性、它的特权与旧制度的财政体制的共生关系,以及支撑整个等级特权制度、王权亦不能僭越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教会与王权在税收特权问题上的斗争突出地反映了绝对君主制国家改革的局限性,以及法国大革命在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方面的必要性。     

近百年来西方的西欧封建王权理论

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将10至14世纪的西欧王权称为封建王权。西方的酉欧封建王权理论主要包括如何估价王权的性质、地位、权限、发展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极为复杂,要对它作出理论上的界定和论证颇为不易。当代英国著名史家N·扎考尔曾指出,由于日耳曼原始民主传统、教会王权神授理论和封建“契约”关系等诸种相互矛盾因素的影响,“中世纪社会中的国王地位变得模棱两可”,难以论证。一个世纪以     

后征服时期英格兰郡守制与封建王权(1066—1215)

自1066年诺曼征服至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是英格兰封建王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王权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国王和郡守为典型代表,大致呈现三个阶段。首先,三次郡制改革体现了诺曼征服后国王加强地方统治的决心,且国王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动。其次,郡守的身份地位和职能属性反映了国王所推行的地方代理人制度,表现为封建王权对地方社会的主动介入。最后,郡守对国王的反抗代表了这一时期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权之间的权力紧张。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王和郡守的关系不仅透视出王室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博弈与妥协,也凸显了封建王权介入地方社会的最终目的和行为本质,进而二者在权力调适下趋于动态平衡。     

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的延续及其原因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当英、法等国的贵族及其特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和被摧毁时,德国贵族却仍然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占据着行政、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关键职位.造成德国贵族政治特权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它与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有关,贵族阶级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政治策略.其次,德国贵族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贵族化成为贵族阶级在近代社会中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此外,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文化因素在保持贵族政治特权方面也有一定作用.     

中世纪后期英国世俗贵族阶层的历史辨析

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动与议会君主制的形成,世俗贵族在层级划分上渐趋严格,形成了爵位贵族、男爵、小贵族三个阶层。而在爵位贵族、男爵中,则有一个享有显赫政治特权的议会贵族群体,他们对王国高层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直接影响到了封建君主政治的历史走向。同时,由于"变态封建主义"的盛行,在议会贵族中,区域性大贵族———超级臣属———日益崛起,他们通过承接国王对"合同军"的征召,以付酬军役组建私家军队,强势干预国家政治,操控议会,甚至借助议会这个平台武力篡夺王位。由此,君权与贵族的冲突,构成了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特征。     

《大宪章》在中国

2015年是《大宪章》发布800周年,英国和西方许多国家都举办过多种纪念活动。《大宪章》在西方被认为是"自由的基石"、"宪政之母",长期受到追捧。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历史,《大宪章》由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人对《大宪章》是如何认识的,如何评价这份中世纪的英国文件,他们如何试图将它与中国的变局联系起来或不联系起来?这是本文追寻的问题。     

《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的实践性问题

将城市空间生产置于史学视野之中,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统一的层面,系统分析"匠人营国"的历史实践性,可以认定"匠人营国"并非西周的制度规定,而是以城市规划的方式表达战国时代王权至上的政治思想。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匠人营国"均缺少历史的实践意义。《考工记》和《管子·乘马》的城市规划思想是一致的,不能割裂地解读"匠人营国"的内容,将其划归礼制城市,而把《管子·乘马》划归有机城市。从历史实践看,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生产,首先是有机的,其后才是礼制的。     

研究西欧封建王权的新理路——读孟广林新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

一在东西封建政治史上 ,9— 1 3世纪的西欧封建王权 ,可谓是非常晦暗而复杂的一个问题。由于奠基在日耳曼人的原始军事民主制、“西方式”的封建制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上 ,西欧封建王权的属性、地位及其政治基础并不明朗 ,各国王权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 ,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诠释难度很大 ,且存在着学理上的差异与纷争。同时 ,西欧封建王权也是一个富有学术与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 ,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将大大深化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认识 ,有力推动对西欧封建政治史之特殊历史规律与东西方封建政治史之共同规律的求索。新近问世的《英国封建王…     

论迪斯累里的“新托利主义”

大众民主意识的崛起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的展开标志着贵族精英政治逐渐向大众政治演变。传统的保守主义受到剧烈冲击。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将传统融入现实,形成了富有弹性的"新托利主义"。保守主义、集体主义和所谓爱国主义成为新托利主义的主要原则;它们不仅为保守党增添新的政党理念,使其渐渐具有现代政党的特征,而且使保守主义在与大众民主意识的融合中超越自由主义。新托利主义的原则与思想在英国政治面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浅析13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

"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是西欧中世纪王权的理论依据。13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广泛的拓荒运动,促进了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演变,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王权的性质和权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改变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要求。经院哲学在阐述理性的同时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法学家们在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对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权论",由此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世俗的政治理论"主权论"为刚刚起步的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理论,为其继续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英国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神学教义革命

英国"王权至尊"的权力结构,决定了神学教义变革的政治性解决方案。教职会议或主教在"至尊的王权"邀请下,以普通法的方式参与了对神学教义的定义。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政治环境,为神学教义革命的释放提供了机会。爱德华六世时代产生的《公共祈祷书》与《四十二信条》,将英国国教会神学教义改革演绎成了一场革命。经历玛丽一世的天主教政策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爱德华六世时代的革命性举措,使英国教会在神学教义与礼拜仪式方面兼具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特点。     

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邦国制

14世纪,英国和法国先后经过司法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建立了绝对主义王权,都走上了君主议会制的道路,立法制度的确立引导封建王国朝现代国家的方向发展;在德意志,虽然罗马法的研究对帝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多头政治的传统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大空位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在"大空位时期",诸侯逐渐确定了自己领地的边界,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形成了封闭且自治的邦国制度,《金玺诏书》最终在法律上确立了邦国制的合法性。邦国制并不是封建领地制的延续,而具有主权、立法以及领地的区域化等早期现代国家的一些要素。邦国制为此后宗教改革时期确立的"教随国定"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也为今天德国的联邦制政体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