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有二个重要特点:一是论人事而不避天,从天人和谐中彰显人文精神;二是从民本思想或人欲望的合理性来阐释天、德治与民心的关系。第一个特点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中已经形成,并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个特点则在汉代以后史家的学说中不断得以阐释,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至明未清初史家"理尽则合人之欲"等思想,反映了史家人文精神不断深化的过程。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史记》“八书”结构辨析

《史记》"八书"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无论是从其篇目排序还是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都展现出了司马迁的宏观史学思想。此八篇从内容上可概括为正礼乐、协律历、际天人、理官民四个方面。对于"八书"构成的分析,有助于把握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思想,也有助于了解"八书"在《史记》全书中所起到的作用。     

司马迁学术渊源谈——释“司马氏世主天官”

古代史职的演变经历一个过程,巫师要求具有超凡异禀,掌史职,观测天象,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司马氏家族史学渊源在此。其家族具有掌天官的传统。巫师职掌演变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一个巨大进步。杨向奎先生指出太史公父子向往封禅,本来是神→巫→史的职守。司马迁是一位伟大史学家,也是值得称道的哲学家。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三大潮流 :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这些史学思潮的形成及其演变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历史变易说和“大一统”说等历史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易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他著述历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史立言”,标志着我国古典史学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①。司马迁是如何“以史立言”,他在《史记》中表达出怎样的“一家...     

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辨析

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汉代,并发展成为中国人把握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基本思维模式,汉代知识阶层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也不例外。董仲舒公羊学、家学传承及接受《易》学是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学术渊源;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五帝系统的构建、"八书"的内容体系和德政思想;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实质是推崇政治正统论、史学循环论及五德终始说。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先秦史学的“实录”思想

<正>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一词,始见汉代扬雄《法言·重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复引此词。自班固之后,"实录"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叙史及议史中广为出现。不过,"实录"一词虽始见于汉代,然而"实录"思想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有其形成的过程。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讨论。一扬雄《法言·重黎》谈及司马迁时有文:"太史迁,曰: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曰:"然自刘     

论“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感

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其特点是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出发,从中确立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意义,为人生文化提供种种价值理想和实现此等价值理想的途径与方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标志."天人合一"思想是其中突出的表现.     

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仓修良（一）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中,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曾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著作目的,他的《史记》确实做到了这点,而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在后来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尽管史学名家代有其人,他们也从不...     

浅论汉代历史理论及特点

汉代历史理论很丰富,可以说有了一些体系。在形式上,不仅体现于史书的序、论、赞以及"寓论断于序事",还有专篇史论、诸子书中的一些相关史论、一些奏疏中的相关史论和政论中的史论,等等;同时,史书的史论在形式上又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在内涵上,不仅对历史中的根本问题作了深入、连续的思考与理论概括,而且还对现实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作了探讨和理性回答。在方法与特点方面,不仅从天地人参合的思维来探究人类历史演变,显示出汉代人宏阔的理论视野;同时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史学形成了通变的分析传统和"为世典式"的致用传统。     

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世界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中外皆如此.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讲:"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两汉关于社会历史变动根本原因的理性思考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是汉代历史理论的两大重要问题,前者是讲变动原因,后者说的是变化法则。关于社会历史变动因素,两汉史学家与思想家努力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思考,既有具体的历史记述,又有抽象的历史阐释;既考察社会历史变动之因,又探索个人命运的复杂变化因素;在争辩的天人关系思想下,更突出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主体地位与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天地人参合的理论特色。这些认识推动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两汉史学。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余英时获“东方诺贝尔奖”

余英时最近获唐奖首届“汉学奖”,得奖理由称,余英时“为司马迁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现代诠释”     

唐前班马优劣并称演变轨迹的梳理与考辨

《史记》和《汉书》并称为我国史学的双璧,司马迁与班固的比较是传统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而且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史记》问世之初被目为"谤书",统治阶级限制甚至阻碍《史记》的传播;而《汉书》撰成之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随之展开两部史书的优劣比较。历经汉魏六朝,到隋朝时,《史记》与《汉书》同样被列入封建正史,实现了班马优劣并称。但是,目前班马比较的权威说法是"扬班抑马为唐前班马比较的主流倾向,班马抑扬相当出现于宋明时期"。如果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从读者的角度梳理班马比较这一问题在唐前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会发现班马优劣并称出现在南北朝而非宋明时期,"扬班抑马"只是东汉时期的主流倾向。     

《史记》天命思想及其产生的美学效果

《史记》叙述中多处蕴含着天命思想,其产生的美学效果深深地吸引着读者,拓展着人们的想象空间,给人美的享受,同时,引起人们对天命与德行、主观意愿等的深刻思索,更成就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地位。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