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服饰探论

关于明代的服饰制度,明初官修《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明后期官修《大明会典》和王圻《三才图会》、清代官修《明史》中都有详细记载,《明实录》中更有明代各朝有关服饰的规定。近年来,又相继出版了三部中国服饰通史专著,其中关于明代服饰都有叙述,并根据明代礼书和历史文物绘制各种服饰图样,对明代服饰制度的解说似已完备。但是,明代统治者何以重视服饰制度?明代服饰有哪些特点?它的演变同明     

读《大明一统志》札记

《大明一统志》是一部明代官修的地理总志,成书于英宗天顺年间,原刻本向因刊本稀少,流通不广,读者难得一窥。顷悉本书已由三秦出版社据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司礼监刊本)影印出版,这对于探索我国历代总志的源流,以及考察明代的历史地理沿革都有帮助。学术界以往对《大明一统志》一书的研究还很不够,今人尤少论及。值此影印本刊行之际,笔者不揣浅陋,仅就个人一己所知,谈谈本书的成书背景,补纂情况,有关著录和流通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本书的学术价值,谈几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一、从《衰宇通志》到《大明一统志》有明一代地理总志的编纂前后有三次,     

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

石刻墓志始于何时,前人论述有谓西汉,或曰魏晋,也有说始于南朝宋元嘉年间。《宋书·建平宣简王宏传》载,宏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薨,孝武帝“痛悼甚至”,“自为墓志铭并序”。《南齐书·礼志》亦载:“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     

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

《大唐开元礼》是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本文讨论《开元礼》的撰作缘起,认为《开元礼》和《唐六典》作为取代上古三《礼》的中古礼典,在制作上异曲同工,都是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开元礼》提出以“改撰”《礼记》为目标,更有着从疑注到改经的长期思想基础和深刻学术渊源。而《开元礼》撰作之前,礼仪使的设立和在此之后举行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为《开元礼》的创作进行了礼仪实践和理论准备。《开元礼》最后以“折衷”唐贞观、《显庆礼》,解决和协调对《礼记》经传认识的矛盾,实现对于唐朝本朝新礼的吸收,体现了唐朝礼制的时代化和创新精神。     

阮元校勘《礼记注疏》引《礼记集说》版本考异

卫湜《礼记集说》是一部集解类礼学著作。阮元校勘《礼记注疏》,搜集的早期版本较少,故将成书于宋代的《礼记集说》列为重要参校本,多所引据。然而,阮元所用版本为清代通志堂本,该本从两种抄本而来,又经顾湄等校勘,文字已发生变化,校勘价值无法与宋本相比。     

国家政策与明代的律注实践

明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订颁布时,官方并没有出台统一的具有司法效力的注疏;在私家注律兴盛的明代中后期,国家也没有形成明文规定,对这一领域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从嘉靖十一年发生的孙存案来看,在实践层面上,国家对于律文的注释和刊刻已有"成典"。都察院尤其是其中的巡按御史,还有地方的提刑按察司等官员,集风宪和司法功能于一身,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实际承担了对各私家律文注释的甄别和筛选工作,成为以官方形式刊刻《大明律》律文注释的合法群体。明代国家有关《大明律》律文注释的以上政策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官方和民间法律知识发展的特征。     

朱熹文集本《仪礼释宫》非朱子作考实

南宋的《仪礼释宫》一文,是专门考释《仪礼》所涉宫室制度的权舆之作,在礼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文自宋以来一直被收入朱熹文集而随集流传。本文在《四库全书总目》辨析的基础上,从书目著录和观点离合两个方面对其作者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考定该文的作者确非朱子,而是与朱子同时期的礼学名家李如圭,朱熹文集实属误收,今文集整理本理应剔除。     

《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由日本藏《大明一统志》引发的思考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收藏的《大明一统志》与其他方志相比,版本之全、数量之多是非常明显的,而《大明一统志》的体例对日本方志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见日本收藏《大明一统志》的重要性。由此问题引发了关于《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及评价的一些思考,其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以及它蕴含的大一统的编修理念,丰富的史料价值都值得我们正确的认识、评价它,并对它进行充分研究和利用。     

《大明一统志》郑起潜小传指瑕

郑起潜是南宋《声律关键》一书的编撰者,关于他的传记资料主要见于方志等文献中,这些传记资料颇有值得纠正与商榷之处。《大明一统志》郑起潜小传声称“时有诬其为史嵩之之党者”,事实上郑起潜确实为史嵩之党羽,他并没有被诬告。《大明一统志》郑起潜小传所载不确,宜稍加辨明。     

商周文献资料论稿选刊

文献是真有历史价值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字记录.我国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来已久.先秦之书,只有经、子、集三部而无史,但经、子实也没有严格区别,只是因为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自诸子书中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六经之名,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引孔子对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文.称六经为六艺始见于《史记·滑稽列传》,亦引孔子日:“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七）明代永宣宫廷风格造像（15世纪）

明朝政府（1368-1644年）十分重视与藏族的团结友谊,与西藏各地和各教派势力有着广泛联系。为此,在宫廷专役造像机构制作藏式佛像,当时称为“佛作”,隶属“御用监”,这里制作出的佛像通常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赏赐及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八）清代康熙宫廷风格造像（17-18世纪）

我们平时所说的清代宫廷：造像,主要是指出自康熙和乾隆二朝的宫廷造像,这与我们目前发现的造像实物及相关的文献记载有关。事实上,清代帝王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早在明未清初时,格鲁派（黄教）的势力已十分强大,作为格鲁派领袖的五世达赖喇嘛在蒙蔽地区有着极其崇高的宗教地位和威望。     

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

明朝继承前代以功臣配享太庙的礼制,洪武、洪熙时配享之典基本定型。以洪武开国、永乐靖难的武臣配享,形成了与前代文、武兼配太庙的不同传统,终明不变。嘉靖时,明世宗对太庙功臣配享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先黜祀了姚广孝,再添祀了刘基和郭英,但这也是在祖制约束下的变动,反映了明代的政治变迁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宗庙祭礼的影响。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明代顺天府地区巡检司的设置、演变与分布研究

巡检司是明代维护基层治安的重要机构,顺天府地区作为明代的首善之区和边关重地,前后共设置了22个巡检司。通过对这些巡检司的设立时间、裁革时间、衙署驻地及治所迁移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发现这些巡检司大多分布在长城沿线重要的关口或运河沿线主要的节点附近,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两处,分居京师东西两翼,分别在京师西部山区和京东运河沿线。这两条线关系着京师西部的治安和东部的漕运,因此一直受到重视,巡检司分布得较为均衡,且长期稳定。从数量上看,明初洪武年间巡检司较少,永乐年间设置的巡检司最多,并奠定了此后顺天府地区巡检司分布的基本格局。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巡检司数量达到最高峰。此后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巡检司在嘉靖年间被大量裁革,它们对基层的控制也日渐式微。     

评蒙古帝国衰亡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以千户制巩固了统治,国土横跨欧亚。至忽必烈在中原大地建立了蒙元王朝。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后,众多蒙古人返回蒙古本土,与当地统治者发生权力斗争。蒙古本土也因无法为骤然增多的人口提供给养而导致经济崩溃。蒙古人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迫使永乐皇帝率兵亲征,更加剧了蒙古困难局面。重建蒙古强力政权的努力一再破产。直至达延可汗,蒙古再现生机。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垣稀缺文物——北京正阳门箭楼千斤闸 暨对千斤闸贯柱、滑车与滑轮的考证

说起千斤闸,人们往往联想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勇猛非常,曾力举千斤闸,让士兵逃生。《隋唐演义》中杨林准备关闭城门炸死群雄,这时大力士雄阔海奋力托起千斤闸,让各路豪杰迅速通过,而自己则筋疲力尽丧生于千斤闸下。千斤闸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事物发展遇阻,被喻为＂遭遇千斤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