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这篇文章是嵇文甫同志遗稿《中国政治思想简史》一书的《绪论》遗稿,写于1948年,为了纪念嵇文甫同志,并向他学习,特将遗稿绪论发表于此。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是王稼祥同志为纪念我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而撰写的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发表于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上。胡耀邦同志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一文中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他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个人”。     

南昌起义的提出和决定问题——敬答张侠同志

张侠同志的《关于南昌起义决定问题的考证》(载《近代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对拙作《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中两段话提出了批评。这两段话是:“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的。据一九二七年我党《中央通讯》中关于南昌起义的记载,它最初由已去九江的恽代英、邓中夏和李立三同志等人提出,当时还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接到报告,同意他     

也谈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与蒋锡金、王尔龄两同志商榷

鲁迅逝世前一段时间,曾计划去日本疗养,但后来终于没有去成。这个问题近年来引起了一些鲁迅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如蒋锡金同志的《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一文(刊《新文学史料》第一辑,1978年12月),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和考索。随后,王尔龄同志的《鲁迅逝世前的两次斗争》(刊《新文学史料》第四辑,1979年8月)也涉及这一问题。现在,我把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锡金同志、王尔龄同志以及从事鲁迅研究的同志。鲁迅要去日本,确如许广平同志所说,是他“早年的夙愿”(见锡金同志文章所引)。一     

戏剧工作者眼中的田汉

195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父亲戴不凡先生《评（金钵记）》一文,该文的编者按说：“‘白蛇传’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各地经常演出这个剧目,所根据的脚本不止一种,《金钵记》即其中之一。在改编工作上,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对这剧本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本文发表以前,作者田汉同志已对《金钵记》作了一些修改,并已将剧名仍改为《白蛇传》,现正继续进行修改中。     

项南同志哀辞

赵朴老《项南同志哀辞》注释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年逾九十高龄的赵朴老送来了《项南同志哀辞》。这是他亲手写的长达四十多句的五言诗。言真意切,表达了他对项南同志的厚爱和深情。我们全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深深的感谢。现对文中个别地方略作注释。一、“四十三年前,与君初相识。”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赵朴老和项南都是由安徽省选出的代表,编在一个小组,他们初次相识,一起学习讨论,互相有了了解。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师克盨铭考释》书后

郭沫若同志在本年《文物》第6期发表了《师克盨铭考释》一文。我从前曾疑此器为伪制,事实经过是这样:1967年《人文》杂志第3期刊登了段绍嘉同志《师克盨盖考释》,附有铭文。我当时因为铭文中"干"字的上两划笔力穉弱,其它文字也有类此者,遂疑为伪,并以此告姚孝遂同志,他也以为然。1960年3月,我和姚同志合写《楚公(?)戈辨伪》一文     

地下党掌握了省报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新湖北日报》及时发表了声明的全。这是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新湖北日报》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机关报。     

陈垣同志解放前已刊论著目录系年

一九五八年,我曾编写过一本《陈垣同志已刊论文目录》初稿。一九六○年重订一次,重订稿曾经陈垣同志亲自审阅。现在的这个目录,是在重订稿的基础上补充修改写成。辛亥革命前后,陈垣同志曾参加推翻清皇朝的活动。一九○四年开始,他在广州主编《时事画报》。一九一一年开始,主编《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鸡鸣录》取《诗·国风·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他自己经常为这两个报刊撰     

读《<诗经全译>质疑》后

《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4期,刊有吴培德同志写的《〈诗经全译〉质疑》(以下简称《质疑》)。《诗经全译》是由袁愈荌同志译诗,由笔者注释。吴培德同志对这本书详细阅读,并指出所存在的问题。他对这本书的热心关注,笔者表示感谢。《诗经全译》是由袁愈荌同志和笔者两部《诗经》译注稿合并而成,译诗以袁愈荌同志书稿为主,注释以笔者的书稿为主。(见《诗经全译·出版说明》)在综合整理中,由于两稿裁并,不免各有取舍。虽旨在取二者之长,以臻完美,但两稿所采各家之说未尽一致,裁并中对差异之处,有的又疏于统一理顺,致注释上有注文与译诗前后照应不严、注文与译诗不调之处。就注释言,成书后笔者发现有的注文不符我的原意,曾寄望于今后的修订。这方面,应向读者致歉。     

再论同盟会的成立

我对同盟会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基本看法,起初写在《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里。由于体例所限,未能作详细说明,随后便写了《同盟会成立新论》一文。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撰写专文,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考证;有的如桑兵     

一部具有宏观意义和地方特色的地区当代史——读《淮阴五十年史（1949—1999）》

淮阴市地方志办公室荀德麟等同志与其所在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在完成《淮阴市志》、《淮阴史事编年》、《淮阴城镇史话》、《洪泽湖研究》等一系列淮阴地方史志研究作后,新近又推出了一部长达70万字的《淮阴五十年史(1949—1999)》,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根据笔目力所及,这是省内第一部通史体地方当代史研究作。     

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

1975年第3期《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吴新雷同志的《谈<红楼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的注文里,节引了乾隆十六年刊蓝应袭等人纂修的《上元县志》卷十五的《曹玺传》。为了研究这段材料,我与李华同志查阅了有关资料,在查阅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以下     

《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

这是我六十多年来所写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等文章的选集,所收文章写的最早的是在1929年,最近的是在1993年。这些文章原来是跟民族宗教的文章编在一起的,当时称作《困学存稿》,并请周林同志题了字。1992年8月,民族宗教方面的文章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名义单行出版了,剩下更多的文章,编成这部《史学论集》。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     

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

我介入河南省博物馆藏陆厚信绘《清代学者曹雪芹先生小照》的真伪之争,已经五年多了,但我是至今还不相信这是一幅伪作的人之一。最近读了《中原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关于陆厚信绘“雪芹先生”画象的调查报告》(后简称《调查报告》)以及该刊同期所载的有关此画像的二文,仍然认为这些文章不足以说服我放弃我过去的观点。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为这幅《小照》的真实性作一次《再辩护》。一、《调查报告》的发表过程我第一次访问河南博物馆看画像是在一九七八年八月甘九日。当时,史树青同志已经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论文,彻底否定了这幅画象的真实性。但由于见过画象原件的郭老、黄苗子、吴恩裕等同志都从未怀疑过它是近人伪作,所以也不敢轻信史树青同志。     

读《吕氏春秋校释》

同学友陈奇猷同志几十年来从事《吕氏春秋》的研究,我早有所闻。1984年春在《上海出版工作》第4期上看到《孙楷第先生谈〈吕氏春秋校释〉》,孙先生说陈奇猷同志的书“实是五十年来唯一仅见之第一流著作。”后来收到陈奇猷同志的赠书。读过之后,深感吾师孙子书（楷第）先生的评语是恰如其分的。 陈奇猷同志的《校释》所以有这样高的成就,我认为一方面是他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宝贵的遗产传统的训诂、校勘之学,又能博览和精通典籍。他对先秦的学术思想有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吕氏春秋》是杂家,先秦的许多学派都有所反映。高诱等人只知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往往是讲不通的。这是陈奇猷同志的博古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     

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庐同志学术纪念会。外庐同志去世已经一年多了。外庐同志去世以后,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侯外庐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本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三十年代的理论成就。四十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讲得很含蓄,但这种说法是经过长期考虑酝酿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是对的,是要肯定外庐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     

丰富的内容 新颖的见解——评《一个特殊问题——知识分子问题》

赵荣同志的力作《一个特殊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荣获了一九八七年贵州省社科科研成果二等奖。这是一本难得的论述知识分子的专著,是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一朵奇葩。丰富的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之前的一些故事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5年7月,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同志在《国事述忆》一书中提及一件往事:1990年9月,时任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的江春泽同志根据他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一篇《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并对当时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的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期,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江春泽同志为我们讲述起草这份报告的来龙去脉和幕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