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研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重构于20世纪40年代,绵延不绝的战争始终与其风雨同行。抗战爆发后,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而乡镇保甲长迫于各种压力,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但抗战的正义性并未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乡镇保甲长在征兵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国时期频繁的保甲诉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镇保甲长群体的劣化及普通民众对乡镇保甲长的极端不信任。追寻民国乡镇保甲长备受诟病的历史内因,则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连年的战争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     

民国时期甘肃乡镇保甲经费问题研究(1934-1949)

初具基层政制改革色彩的国民政府保甲制度一开始便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如何妥善解决保甲经费问题遂成为国民政府切实推行保甲制度的关键所在。甘肃省政府自1934年推行保甲制度以来,即对保甲经费的来源、用途及其收支状况做了详细规定。然而单纯的法律文本既未能解决保甲经费的困竭,亦未能约束乡镇保长的就地摊派。为了从制度上彻底根除保甲经费的浮收滥支,甘肃省政府决定从1937年8月开始实行统收统支。但是,抗战爆发后物价的飞涨和乡镇保长待遇的低下,使得统收统支在实践中变得举步难行,就地摊派仍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     

近年来国内有关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的新趋势

保甲制度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基层制度,对此进行研究的也不乏其人。在清代有徐栋所辑《保甲书》,20世纪30到40年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研究、谈论保甲制度的高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甲制度的研究比较长时间受到冷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陆续有专门的文章发表,可喜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出现了由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新资料得到发掘和运用,研究范围和视角得到拓展等新趋势。但就目前来讲,民国时期保甲制度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张济顺保甲制度在中国曾是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上海开埠前实行过保甲制度,不过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然而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这座充满近代气息的都市社会里复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去探讨这样一些问题：４０年代...     

乌鲁木齐市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建立街道人民政权始末

1884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乌鲁木齐一直是新疆省会,称为迪化。1934年迪化设市政府,但正式设市时间是1945年11月。解放前,迪化同其他反动统治阶级控制的城市一样,社会基层建有封建保甲制度,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迪化的封建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各族人民,实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工具。对作为反动政权根基的封建保甲制度,解放后人民政府予以彻底废除,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迪化建立封建保甲制度始于1937年,当时在迪化市政委员会管辖区域建立了15个镇114保。在1943年以前,由于封建军阀盛世才…     

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

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孙海泉清代州县以下地方基层制度经历了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这已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关于这一演变的过程及意义,论者尚少。本文即企图就此作一粗浅分析。一、里甲制度在清代的发展与衰落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土地买...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的广度几乎遍及各州县乡镇.虽然各地自治风潮涌动、军阀肆意扼杀,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走向由国民党政府引导推行的道路,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此间鉴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加强保甲制度,日渐控制和干预地方自治.浙江省地方自治在短暂发展之后,愈益背离其本质.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农民对保甲制度的心态主要表现为疑惧、变通、敷衍和紧张。为此,江苏省政府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一是通过政府机关、教育团体和士绅等向农民宣传办理保甲是为了"团结好人,清除坏人";二是推动县长下乡督导保甲的编查;三是通过多种场合关注和优待年长乡镇保甲长;四是宣传报道保甲奖惩的事例。这些应对措施增强了农民对保甲制度的认知,促进了农民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然而,上述措施无力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尊严问题,反而助长了绅权政治的固化,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疏离感。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的研究,有助于呈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面性。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     

清末徽州户口循环册研究

户口循环册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一种册籍。它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随时修改,动态管理,有单独的特殊人群登记。透过现存的户口循环册,可以看出清末徽州人从事行业广布,社会流动频繁。以商为业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行业的单独数量,从商人员依然众多,20岁以下经商者颇有人在。     

王永江与奉天省警政早期现代化

王永江在奉天省警政革新取得两个成果,一是担任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城警察厅厅长期间大力整顿警政内务,在军警冲突成功地维护了警权。二是担任奉天省代省长期间整顿保甲制度和实行保甲合一。警政革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奉天省地方政府在不断寻求最适宜自身需求社会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体现了在中国传统体制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体制文化资源双重作用下传统与现代化因素的统一。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