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马丞、徒丞、空丞印问题

《文物》1963年11期载治稀《记汉官印母范》一文,认为马丞、徒丞“是王莽创造的官名,具有时代标识”。偶读罗福颐先生近著《古玺印概论》一书,见《古玺印时代的考证上·新莽官私印》一节中,也同样提到“马丞、徒丞、空丞等,都是王莽时特有的官名”。究竟上述三丞是否为新莽所创置,为新莽时特有的官名,这关系到汉印的断代标志,不可忽视。二文虽言之凿凿,但本人不无可疑。今试谈马丞、徒丞、空丞印诸问题于后,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昌平家丞”印考释

西汉“昌平家丞”印,渭南郭西刘村出土。印面为正方形,通高1.9、边长2.3、厚0.9厘米。瓦钮,径1.5厘米。现藏渭南市博物馆。《文博》1987年第二期左忠诚先生《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七枚秦汉铜印章》文重点介绍此印。然误释为秦“昌平冢承”印,考释亦有严重错误。1988年第一期张涧苇同志《‘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七枚秦汉铜印章’辩误》文指出左文之失,然于“昌平”地望,印章断代等问题或有错误。1988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秦汉考古》中该印释文、年代基本延袭左文之误断。兹不避简陋,重新考证,以免再以讹传讹。     

“昌平家丞”印考释

西汉“昌平家丞”印,陕西渭南郭西刘村出土.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厚0.9.通高1.9厘米.瓦钮,径1.5厘米.《文博》杂志1987年2期左忠诚《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七枚秦汉铜印章》文重点介绍此印,然误释为秦“昌平冢承”印.《文博》1988年1期张涧苇《<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七枚秦汉铜印章>辩误》文指出左文之失,然于“昌平”地望,印章断代等问题上亦或有误.1988年《中国考古学年鉴·秦汉考古》中该印释文年代基本延袭左文之误断.兹重新考释,以免再以讹传讹.     

“颍阴丞印”封泥

１９９８年夏天,定西县博物馆征集到一方汉代“颍阴丞印”封泥。它出土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定西县口镇汉代遗址。封泥印呈正方形,灰褐色;边长２．５厘米,四角抹圆,两下角略残缺;正面印文为篆书体“颍阴丞印”,背面留有绳索束扎过的痕迹;质地较坚硬。这枚封泥印为定西地区...     

战国“江陵”玺与江陵之兴起因沿考

一、问题的提出与争议江陵原为楚船官地,春秋时为楚之渚宫。至于江陵这一地名之最早出现,过去仅知始于汉。1975年云梦秦简南郡文书《语书》出土,确定江陵为秦南郡属县。秦南郡来自楚。江陵一名最早始于何时?是不是也来自楚?抑或在楚还有另外的名字?这是关系到江陵起源的一个颇为关键的历史地理问题,单凭文献将不能解决,而必须依赖考古遗物。去梦秦简已经提供秦有江陵。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江?”楚?可能为解决上述疑问提供地下实物资料。此印经我三次辨认,最后虽认定就是江陵,但在文字结构上的疑难并未获解决;同时印文其它文字牵涉名称制度也还有不同的考释,存在较大的争议,这对于江陵的来源与楚地方官制都具有重要关系,故有必要针对问题解决予盾,以求获得最后认识之统一。为了便于同志们今     

长沙出土简牍中的“丞掾”

<正>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收录一枚命名为"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缄"的木牍(出土号1003),牍左部、上部残损,存文两行[1]。桂阳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临湘丞掾驿马行第一行细笔小字系收件后二次书写,牍正中粗笔大字"临湘丞掾驿马行"署明收件人及传递方式[2]。从题署内容看,木牍应为封检,但不见     

“■禁丞印”补证

秦封泥“□禁丞印”,文字经考证,应为“■禁丞印”。“■”同“玤”,地在秦汉时古渑池,春秋时期“玤宫”作为周王“离宫”,具备苑囿等可供游玩的职能。战国时期,秦国取得渑池后,将“玤宫”和苑囿提升到新高度,专门设立“玤禁”负责离宫和苑囿安全。随着秦朝灭亡,汉初革秦制,“玤宫”及附近苑囿最终被更名后的“渑池宫”替代了。四枚同文秦封泥的存在,是这段变革历史的见证。     

“■禁丞印”补证

秦封泥“□禁丞印”,文字经考证,应为“■禁丞印”。“■”同“玤”,地在秦汉时古渑池,春秋时期“玤宫”作为周王“离宫”,具备苑囿等可供游玩的职能。战国时期,秦国取得渑池后,将“玤宫”和苑囿提升到新高度,专门设立“玤禁”负责离宫和苑囿安全。随着秦朝灭亡,汉初革秦制,“玤宫”及附近苑囿最终被更名后的“渑池宫”替代了。四枚同文秦封泥的存在,是这段变革历史的见证。     

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

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黄盛璋湖北江陵楚故都纪南城东墙外１００米处高台墓地,是继纪南城南墙凤凰山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秦汉时期贵族墓地,近年先后发掘清理３０多座秦汉墓葬,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墓４．５、１８号还出土一批竹木简牍,其中１...     

李庆霖告“御状”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儿子的困境迫使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     

“江陵汉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973年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了一批汉简,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西汉的赋税、徭役制度以及荒政的研究弥足珍贵,经过一些专家的释文考证,使我们对简文内容有初步的了解,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疑难的问题,而且专家们的解释彼此都有歧异,所以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我也不揣浅陋,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里耶秦简“守”和“守丞”释义及其他

通过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相互参照和分析,本文认为里耶秦简中县的“守”、“丞”和“守丞”含义不同,它们分别为代理县今、县丞和代理县丞;而迁陵县和阳陵县频繁更换县的代理官员的原因是:(一)县的官员参加战争,(二)县的官员去世、生病以及短期离开官署。里耶秦简也说明了秦朝“守官”制度的完备。本文还对里耶秦简中其他一些称谓进行了解读。     

“水府告文”考释

1977年12月8日,绍兴城东南约15华里的禹陵乡望仙桥村农民,在酒缸山脚多脚桥挖掘河道时,发现铭文铜牌数块,即由文保通汛员送交至绍兴市文物部门保管。现经重新整理鉴别,这些铭文铜牌系五代吴越国钱镠执政时期,为保国安民,子孙繁盛,祈祷水府而投入河中的。名为“水府告文”,亦可称“龙简”。呈长方形,青铜制作,阴刻文字,厚约3毫米。现将其中二方考释如下(以下简称“告文”)。     

长葛出土“红阳侯国徒丞”铜印考

1980年4月,长葛县石固村社员在田间平整土地时,发现小砖残墓一座。尸骨与棺木等因早年破坏而无存,仅在墓中收集到陶罐五个、货泉二十四枚、昭明镜一面及“红阳侯国徒丞”印一方。根据货泉系新莽时所铸之币判断,墓葬年代当属新莽时期或稍后。现将该墓出土印章介绍如下。印为铜质,正方形,龟钮,边长2.4、通高2.2厘米,印面篆刻阴文“红阳侯国徒丞”三行六字(见图)。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南阳府一》表     

江陵凤凰山汉墓简文“大柙”考实

1975年在湖北江陵楚纪南故城内发掘的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中,出土了由七十四枚木简组成的一套遣册。由于此墓的随葬品基本上保持原来的位置,且与遣册所记大体相符,所以简文与实物可以互相对应。其中第三十二号简文云"大柙一枚",发掘简报以为指的就是随葬品中的扁壶。《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一文则谓:"‘柙’与‘(?)’音同。‘大柙’即‘大(?)’。《说文》:‘(?),酒器也。’(?)有方、圆、扁、横四形。此墓出漆扁壶一,即(?)之扁形者。"其后笔者在《文物》1980年第10期发表短文《说"柙"》,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     

滕县西户口画像石“良邪丞”、“武阳尉”小考

1958年,山东滕县城东桑村公社西户口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画像石,其中229号画像石在六博图中有题刻,标注对弈者的身份,颇为特别。对弈人物左侧题刻的第二字旧多误释,或释"良丣(卯)丞",或释"良成丞",皆与字形不合。此字其实是刻划得有些走形的"邪"字,所谓"良丣丞"、"良成丞"当改释为"良邪丞"。"良邪丞"即"琅邪丞",系指东汉琅邪国琅邪县的某位县丞。右侧题刻"武阳尉"中的"武阳",旧认为是东海郡武阳侯国,但画像石所在墓葬年代为东汉延光元年(122年),此时武阳侯国早已除国且并入郯县,几乎不存在书于画像石上的可能。此"武阳"其实是指与琅邪国接壤的泰山郡南武阳县。南武阳县一度曾划归琅邪国,如果画像石所绘"武阳尉"与"琅邪丞"的对弈是真实事件,则最可能发生于南武阳、琅邪两县同属琅邪国之时。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

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了一件漆盾,平面呈龟腹甲形,长32、宽20.1厘米。该墓同出竹简所记"龟循"当即指此。循从盾声,古音同在真部,故可通用。汉《孟郁修尧庙碑》楯作(木循),魏《广州孝王元焕墓志》輴作(?),是汉魏时盾、循可以通用之证。     

贵州兴仁汉墓出土“巨王千万”与“巴郡守丞”印

1987年4至5月,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现为考古所)在兴仁县交乐乡清理发掘汉墓12座,出土了包括铜车马、摇钱树、连枝灯、铜俑、壶、洗、釜、镜、钵、碗、钱币、漆耳杯、盘、匜、案、盒、陶瓮、罐、井、灶、屋、俑、田园模型、鎏金铁剑、刀、金手镯、银指环以及印章、饰器等在内的金、银、铜、铁、陶、玉、漆木、琥珀质文物共六百余件。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巨王千万”与“巴郡守丞”两枚印章,(图)是研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