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

本文根据青铜■形盘的发展变化,对群舒地区青铜器进行了分期,分析了各种器物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而时徐国青铜器群作了初步的界定,并分析了其中的兽面鼎的来源及其流向。最后,还对徐与吴越文化的融合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群舒青铜器研究三则

本文旨就群舒青铜器的装饰与铸造、用器制度与葬俗、铭文特征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这批青铜器喜用立体装饰,纹饰较简洁,同时追求器表的光洁;其用鼎方式较特殊,以对鼎与单件牺鼎的组合为主,牺鼎被认为是盛装肉汤的容器;有铭青铜器数量较少,以单个族徽式铭文为主,所见多字铭文内容与格式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总体看,群舒青铜器特征与中原青铜器趋同,但地方特征明显,并在纹饰、制作技术、铭文等方面保留了若干春秋之前青铜器的若干特点。     

试论以湘江流域为中心的蝎形动物饰青铜器

马承源先生曾对长江中下游及相邻地区青铜器的发展作过如下推论：“很可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及相邻地区，前六世纪上半叶稍早（即春秋早、中期交递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应有所变化①”。但能直接证明这种变化的材料圆于考古发现或对已有材料的分析认识不够深入与准确，尚十分零散。笔者在整理湖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几件青铜器时，从纷繁的材料中理出了一群显然存在某种联系的器物．通过这一群器物，又可以把这一地区最著本地特色的青铜器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就器类而言，这群青铜包括容器尊、卤，乐器烧（学术界又称钲，镛、大烧、早期市钟等，…     

也论肥西小八里出土青铜器

安徽肥西小八里组青铜器单元明确、组合完整、数量较大、特色鲜明。根据器物形制、纹饰和铸造特点等比较分析,可拟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是目前群舒器物中最早的一组铜器。小八里青铜器反映了群舒族群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是群舒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罗山固始商代青铜器科学分析

罗山固始商代青铜器科学分析何堂坤，欧潭生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先后对商代青铜器进行了许多研究；近一多年来，由于一些专业工作者的参与，有关研究进行得更为细致和深入。１９８１年，华觉明先生等对妇好墓青铜器群的铸造技术进行了综合考察①；１９８２年，...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

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     

殷墟商墓铜器组合与墓主归属问题

<正>殷墟商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青铜器组合的研究。墓葬中青铜器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葬的时代、等级、族属、文化交流等问题。陈梦家首倡青铜器的组合研究,他指出研究商代青铜器不能将其“分割为器物学的、文字学的和美术史的领域”,不仅要注意地域性,还要注意共同性。他将同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作为同组进行分析,并指出组合形式存在多样性,如同墓共存的组合、同墓的成套组合、同族名的组合等^[1]。郭宝钧提出“铜器群”概念,通过综合分析青铜礼乐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     

湖南及邻近地区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

湖南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文化归属和来源问题由来已久。近年来,伴随多个重要遗址的发掘,炭河里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其分布范围与集中出土青铜器的沩水流域重合,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本文从辨析炭河里文化的青铜器出发,发现湖南及其邻近地区出土的晚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实际上属于两种年代相继、特征不同的青铜器群,进而具体分析了各器群的文化内涵及其反映的历史背景。     

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

<正>目次一典型楚系铜器群二典型器物的型式分析三楚系青铜器的分期四各期青铜器的年代及特征五结语楚系青铜器是指东周时期楚国及其附属国出土的、具有楚文化特征的青铜器。迄今为止,楚系青铜器发现的数量之多,年代序列之完备,已位居东周列国之冠。对楚系青铜器年代序列的考订不仅是进一步研究楚文化的基础,而且也可为东周列国青铜器的年代研究提供参考标尺。以《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为代表的多项研究~([1]),标志着楚系青铜器的年代序列已大体建立。在《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出版之后~([2]),二十多年来又出土了大批楚系青铜器,极大地丰     

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

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张懋钅容一陕西省称得上是中国青铜器的故乡。从西汉迄今,青铜器层出不穷。本世纪７０年代出土最多,如著名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裘卫家族铜器群等。以西周青铜器最负盛名。进入８０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开展较少。比较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长...     

徐与舒关系略论

徐与舒的关系，在史籍中并无详细的记载，只是近代学者在研究它们的历史和有关东夷史料时才引出了徐、舒关系问题的探讨。目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同源说和异源说。这两种观点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以文献为主，辅以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曾进行过激烈的探讨，但最终各自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考古学的方法和材料，对徐与舒的关系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古徐国，据文献记载，与江、黄、奄、钟离等国同属赢姓，学术界尚无异议。只是对于它的族属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认为徐属淮夷①。西周金文中也有直接称之为南淮夷的②，因为徐位于周之南土的缘故。《左传&#183;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赢姓”。《书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徐即淮夷。” 二、徐夷不属于淮夷。根据它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与奄、宫、邾等相近，同为少氏之后③，与东夷、淮夷皆有别，淮夷是居住在淮、扬二府而滨海地带，和徐夷居住在淮河以北、微山湖以南的徐州（铜山县）一带不容混淆，并认为把徐、淮同东夷揽到一起是汉人以后的事，在春秋以后，徐、淮在古文献中还是分述的。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相矛盾，但都赞同徐源自今苏北或鲁南...     

蜀王蚕丛考辨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是"蚕丛"。     

《古微书》版本源流述略

孙瑴字子双,号贲居子,明末南郡华容(约今湖南华容县)诸生,生平屏弃举业,穷十年之功专力辑佚书四种:一为<删微>,辑谶纬;二为<焚微>,辑秦以前佚文;三为<线微>,辑汉、晋间笺疏;四为<阙微>,征皇古七十二代之文,合称<古微书>.现仅存<删微>,故专享<古微书>之名.     

“伪《古文尚书》案”平议

《尚书》是儒家六经之一。但从宋代吴棫、朱熹等学者怀疑传世本《古文尚书》为伪书以来,历代学者围绕这部《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直聚讼纷纭。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之后,经过四库馆臣及后世一些疑古派学者的大力推阐,阎氏把传世本《古文尚书》判定为伪书的观点几乎被清代与近现代学术界视为定谳。到上世纪末,随着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视野的开阔,随着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人们对传世本《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证明阎若璩论证传世本《古文尚书》为伪书的方法和结论在学理和逻辑上均存在漏洞和软肋,从而使阎氏的结论发生了动摇。虽然目前彻底推翻阎氏的结论为时尚早,但起码说明阎氏的结论远非定论,是可以继续探讨的。     

浅析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中对修辞手法的阐释

唐代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对群书纵横涉猎,其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他对修辞手法的阐释创见迭出、精彩纷呈,主要体现在对互文、倒文、省文、并提等修辞手法特点和用法的说解中。     

也谈巴蜀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巴、蜀国未铸币。见于列国遗址的桥形铜片非货币而为铜璜,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的共识。但随着近十几年巴蜀青铜化大发现,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本先是重新审视了各地桥形铜片的出土环境(部位、伴存物件)、形制特点和存在时限,判定它与配饰品关系多多,并找到它在商周组玉佩的发展与衰减中的位置,遂确认它源于玉佩中的璜。为规范物定名,建议统一命名为铜璜而不再它称。最后,从巴蜀国的时代背景、经济化状况及其同周边国家关系、货币铸行规律等多方面考察,认为巴蜀国可能仍处在实物货币阶段,使用盐、帛(赛布)类为交换媒介。     

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斗争。徐承祖作为清政府驻日本的最高代表,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他在处理伊始的献言,使交涉迅速走上了依托法律解决的正确轨道;“彼此抚恤、伤多恤重”方案的及时上呈,终使僵局得以化解,清政府尚能体面下台。“崎案”的结局助成了两国海军事业不同的发展方向,判定了甲午战争中日本中国一胜一败的前景。     

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

中人是民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殊角色。早期民国的政情,为中人角色提供了存在的前提。徐世昌在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中,受到的欢迎及其解决阁潮的速度都充分说明,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人们发现,在这样一个法制、政党都不健全、而武人势力又处于相持的转折时代中,中人能使断裂的北京政治重新粘合起来。     

蜀国人口蠡测

献所见蜀国户口数据共计三条,其中两条只是蜀国户口的一部分。它很可能是蜀国建立之初和亡国之际所控制的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郡人口。另一条则由吴国推及蜀国,说明蜀国中期户数有望达到百万。本认为蜀国初年的人口总数,相当于东汉后期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60％左右。蜀汉立国四十余年,其间人口有可能以5‰的速度逐年递增。由此推出,蜀国人口的峰值可达529万。     

开宋代私家藏书提要目录先河的李淑与《邯郸图书志》

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了官方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大系统.宋代藏书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不但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馆阁经常组织一些著名学者和馆阁成员为馆阁和皇家藏书进行整理编目,而且,很多藏书家也编撰了为数不少的私家藏书目录①,给后世留下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行文方便,下文或将晁、陈二书简称为<读书志>、<书录解题>或<晁志>、<陈录>)、尤袤<遂初堂书目>三大私家藏书目录,成为了解、研究宋代及宋代以前图书典籍的重要书目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