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1929年河南灾民移垦东北述论

传统而言,灾民的灾后安置不外乎“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等几种手段。1929年,河南灾荒发生后,为了挽救灾民,河南赈务会进行了这次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灾民的此次移垦并不十分顺利,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劳作,灾民最终避免了被家乡灾荒吞噬的厄运。灾民移垦不仅解决了河南部分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对于开发东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河南移垦灾民的土著化,这种意义体现得将更加明显。     

华洋义赈会与旧中国的合作社

中国农村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办合作社了。当时办合作社最早、最多的就是华洋义赈会。这是一个什么组织?他为什么又是怎样在中国农村办合作社的?这些合作社的最后命运如何?本文将告诉你一个来龙去脉。 缘起 1920年,华北5省(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有3000余万灾民急需救济。一时中外人士纷纷筹集募捐赈灾,共组织了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西安、上海等7个赈灾团,除募捐所得外,中国官方也以5％的关税附加赈捐委托他们发放。这次赈灾活动历时约1年,到1921年秋后陆续结束,总计发放赈灾款1500万银元(下同),尚有部分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正>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中国救荒基金会上海委员会编:《奇荒:中国救荒基金会报告》上海,1879年,第29~31页)。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     

也谈清代的资送与留养——对襄阳地区的考察

资送与留养一般认为是政府对灾民的一项赈济政策。然而,变换视角,以移民的角度,把移民与赈济政策、户籍制度结合起来,放在特殊的地域中考查,似乎会加深对这一政策的理解。资送与留养肇始于明初,盛行于清前期。为了农耕的需要一般在春季施行,资送有一定起数。随着康熙时期按丁给赈,雍正时按田给赈,乾隆时期闲散贫民、一体与赈的赈济政策的变化和户籍的逐步宽松而最终废除。     

抗战初期佛教徒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史料选(上)

1．圆瑛等致内政部呈(1937年10月15日)案查本会灾区救护团章程,经呈奉钧部修正准予备案在案。目下抗战开始,各地救护工作,极为需要。上海方面,本会已会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组织僧侣救护队百五十人,分赴前方服务。救护受伤官兵甚多,各地僧侣已受救护训练者尚多。惟以本会经费支绌,华北灾区救护分团尚未能迅速设立,且医药用具及救护车辆均甚缺乏,以致救护工作,无法开展,爰照章程第十五条之规定,特推本会理事长圆瑛于本月下旬前赴南洋、新加坡、槟榔屿等处筹募捐款,以期救护团得及早充实力量,发挥救护工作之效能。理合呈请钧部鉴核,并祈迅赐批准,以便进行,实为公便。谨呈内政部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

有清一代,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虽然由于封建政治的日趋腐败,有关“荒政”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但无论如何,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官赈”,在很长时期内,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直到光绪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才开始兴起了一种“民捐民办”,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这在中国救荒史上,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     

鲁迅和胡适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刊出了宋 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 人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发起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宣言》。不久,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同盟。 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胡 适被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     

佛教与雅安地震灾民的心理抚慰

佛教的"缘起性空"论,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命本质的认识,对于灾民认识智慧人生,以理智与从容的态度面对各种灾难,缓解灾民心理上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佛教的轮回说则可以给予在地震期间丧失亲人的灾民以直面死亡的勇气与态度,能够起到抚慰灾民心理的作用;通过举办各种佛事宗教仪式,沟通冥阳两界,能够帮助在地震期间丧失亲人的灾民尽快走出这场灾难的阴影。     

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二)

15.孙拯致翁文灏、钱昌照签呈1937年9月14日谨签呈者:窃本会依照行政院决议与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由本会专门委员林继庸驻沪主持办理,为期已及一月。中间往来函电,当经遵办。惟念林继庸君在沪,后方尚无专任主持之人。而工厂陆续迁移,其势不能久待。职奉命集中函电,除接洽经过外,理应勉力襄助筹划。惟(一)工厂之迁移,最初本以辅助兵工制造为目的,已迁出各厂及其运出机器原料等之应如何利用安排与以后工厂之选择,非熟悉兵工需要者不易胜任。(二)工厂迁移后之收地、建筑等问题,亦须有对于工厂建设较有经验与对各厂技术问题能相当了解者担任,庶可筹划较固[周]。现查第三部业经成立,有机器及化学工业两组。现在迁出之工厂以五金、机器工厂为多,主持该组者对于兵工需要最为熟悉,而化学工厂亦有相当迁出,该组主任林继庸君又为在沪主持之人。如将迁移工厂事,移归该两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会工作报告(1937年8月-1938年2月)

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 (1937年8月13日-1938年2月15) 第一章 本会成立经过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还,平津相继沦陷,松沪一带,风云紧急,一夕数惊,战事有一触即发之虞.     

民国时期的首次公开“选美”

策划1946年夏秋之交,苏北通(南通)如(如皋)海(海安)地区久旱不雨,蝗虫肆虐,田禾近乎绝收,加之天花、虐疾、霍乱流行,城乡普遍缺医少药,以致数十万灾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丙戌天祸”。此况对于一江之隔的上海民众影响颇大,欧阳予倩、陈鲤庭、金山等一批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为筹款赈灾,决定发起戏剧、歌舞、杂技、马戏、街头说唱等多种形式的义演活动,这其中又以公开“选美”,即推选“上海小姐”最为引人注目,也最为曲折复杂,弄得满城风雨,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张学良赈济水灾史料一组

1930年7月,辽宁西部地区各县遭受了数十年来罕见的水灾,受灾各县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惨苦之状触目惊心。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关心民瘼,多次发电询问灾情,亲自主持救灾工作,辽西水灾很快得到了控制。1931年8月,南方沿江一带又一次发生水灾,长江、淮河、汉水、运河同时泛滥,至8月下旬,灾区已扩至17省,受灾人口增至1亿人。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再次通电北方各省市筹款赈灾,并于副司令行营设立了各省水灾筹赈会。此组史料反映了张学良1930年7月～1931年8月主持救灾工作的经过情形,可供张学良研究之参考。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广惠胞泽薄于一身——朱子桥碑志读略

绍兴朱庆澜(1871——1941)先生,字子桥。其早年军史出身,参加二次护法,拥护国民革命,后屡受要职而不就。抗战时期援军御敌,多有建树。曾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致力于社会救济。先生在陕十余年间,拯救灾民,奔走呼号,力倡拓荒垦植,终以积劳成疾、咯血不治而逝,葬终南山下东韦村,长眠于三秦大     

会务报告

(一)本会的成立: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由嵆文甫黄元起张邃青朱芳圃教授发起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南分会筹■会,五月二十五日开成立大会,通过本会简章,并选出理事二十五人,三十七日开第一次理事会,当推嵆文甫为主席黄元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何鹏毓毛健予兼秘书,并设历史教学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分别聘请彭芳草、赵全■、赵宝俊、宋泽生、史苏园、刘躍亭等为委员以便工作的进行。(二)本会工作概况:本管成立半年来由于会员同志的努力,在百忙中仍积极进行工作,现在畧述为后: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水利政治：民生渠工程纠纷中的国民政府与晋绥地方政权

民生渠是1928年西北旱灾期间晋绥实力派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是近代绥远规模最大的工程,其政策定位与投入力度,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加强而产生变化。北伐后,在西北旱灾的背景下,晋绥实力派借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之机,实施建设救灾,国民政府尚无力插手义赈团体对地方势力的资源投入。中原大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建设与水利事业,在民生渠工程如何发挥效用的问题上引发争论。国民政府公开宣布民生渠失败,实际借由此事打压晋绥实力派,同时成功将华洋义赈会排挤出大型公共建设领域。但中央政府对西北社会的建设思路并不能适用,又限于时局与政局的桎梏,无法填补地方治理与政权建设的真空。从民生渠工程及其纠纷的案例,可以一窥国民政府以国家行政权力作用于地方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资源的基本面貌与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