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泉天主教小修院

柏泉小修院的全称为“汉口柏泉圣安多尼小修院”.1842年,李文秀(意大利人)任天主教湖广第一任主教时,为培养外国传教士所中意的本地神职人员,曾在汉口郊外30公里的柏泉购地建     

山东省博物馆 第一座省级地志博物馆

山东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起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地志博物馆,始建于1954年8月,1958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建馆初期,原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省图书馆金石保存所,济南广智院、道院等处所藏文物、标本尽汇于此,从而奠定了该馆雄厚丰富的藏品基础。当时的山东博物馆馆址一处位于原济南广智院,另一处位于原济南道院。广智院为1940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创办。     

南明使臣卜弥格的中国随从——教徒郑安德肋史事考释

正19世纪之前,由于中西交通的不便,出访欧洲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一般以为,明清之际最早到达欧洲的教徒是郑玛诺,他也是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士。(1)之后比较著名的还有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赴欧的沈福宗,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1655-1713)赴欧的黄嘉略,跟随意大利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1662-1720)赴欧的樊守义,还有跟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赴欧,并在其所创圣家书院学习的一些中国教徒(其中较著名的有殷若望与谷耀文)。上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梦,含屈忍辱的中国无可奈何地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国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签定,其中规定:美、法“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国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纷纷援引。两年后,清政府更正式废除雍正元年(1723)的禁教令。所有这些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开了绿灯,仅1843-1853十年间,来华的教会组织就由20多个增至165个。 对于传教士,受传统观点影响的人们往往免不了激于民族义愤而一概将其斥为手捧圣经的侵略者,其实这是失之偏颇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构成是相当复杂     

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广州的办学活动及影响

1807年9月,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马礼逊经过了辗转奔波之后,登陆广州,开启了基督教新教在广州传教之序幕。以后各国差会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企图使中国国民皈依基督教。经历了不断的挫折之后,传教士们意识到要使“天朝大国”的老百姓接受基督教就必先改造其思想,于是他们选择了办学作为传教     

彭州白鹿上书院

彭州通济镇的白鹿上书院又称领保修院,位于白鹿乡九峰环抱的学堂山半山腰上。一百多年前,法国传教士洪广化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纯朴的民风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他以法国式的浪漫主义和虔诚的宗教理想,决定在此建立一个传教基地。1895年,这个名为领保修院的工程开工。建筑所用主要的石材和彩色玻璃等均来自海外,[第一段]     

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有关乾隆朝大教案的几个问题

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4名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他们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由广州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官府抓获。乾隆得知後,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私入境内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这就是名的乾隆朝大教案。     

伦早期美国来华片款士的；又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与佛郎机——传教士是侵略者观念的形成

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与葡萄牙人(佛郎机)的关系,成为中国人将传教士视为是侵略者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人视葡萄牙人为侵略者,导致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初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1616年的南京教案,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然徐光启上强兵策,建议明朝军队引入西洋火器,并请传教士与澳门的葡萄牙人担任军事顾问。在传教士重返北京的同时,给中国人留下了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是同一集团的强烈印象。于是葡萄牙人是侵略者的看法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导致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形成。     

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电影《六福客栈》中艾伟德形象研究

电影中塑造的传教士形象和学者们从文本史料中理解的传教士符号特征是不尽相同的,影片中既有传教士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也有电影艺术的加工创造。本文通过分析好莱坞影片《六福客栈》中女传教士艾伟德的银幕形象和真实的差别,并结合电影上映后的各方评价,分析其中的原因,得出结论：美国电影中的传教士形象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传教运动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代表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传教士形象,但这只是部分的真实。从电影出发的进路为传教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值得深入思考。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１９８１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     

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     

康熙时期宫廷传教士的上疏途径

康熙时期的宫廷西洋传教士时常为在华天主教事宜陈情言事。鉴于朝廷处理公务有固定的文书和流程,西洋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言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西文献,考察1692年西洋传教士上疏请旨容教的过程,并认为,西洋教士上疏言事因循朝廷已有规定和程序,偶有违例。康熙朝传教士重视上奏权,这与皇帝处理政务的习惯以及对传教士的态度有关,也是西洋人争取任职钦天监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