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研究

利用省际数据探讨我国社会服务业FDI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格局影响机制,以期从新视角分析各地的对外开放程度。研究发现:①我国社会服务业FDI呈地带性分布特征;②社会服务业FDI的空间布局并不完全追随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③我国社会服务业FDI存在不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空间集聚程度低于生产性服务业FDI;④近年来空间正相关省份数量明显增多,东中部沿海及长三角的极化作用加强。⑤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逐渐显示出吸引外资进入社会服务业的优势;⑥政策及实施细则、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属性,是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机制。     

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行业识别

城市就业空间分异与职住空间错位是反映城市空间结构特征且存在密切联系的两项重要议题。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分异特征，识别了对职住空间错位影响显著的行业。结果表明：①从城市中心向外延伸，分布产业高度具有显著的梯度性和圈层结构特征；②就业行业空间分布可分为四种类型：中心城区集中就业的高端商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城区为主近郊区集聚就业的文化科技型服务业，近郊就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远郊就业为主的保障性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③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教育业等五大行业对北京都市区职住空间错位影响显著。     

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分异与空间极化格局

在界定空间极化概念的基础上,应用均匀度指数、基尼系数、崔王指数分析城市带内部要素集聚程度分异及空间极化格局,结论如下：①1990-2014 年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时空分异明显,"核心-边缘"结构逐步显现,城市带内部基于要素集聚程度的哈长与辽中南次区域逐渐发育;②城市带内部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空间极化的"四城市"格局已经形成;③城市发展内源力是哈大巨型城市带整体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城市投资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带空间极化格局演变的影响也较显著。城市投资强度与吸引力差异是哈长次区域空间极化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城市发展内源力是影响辽中南次区域空间极化的主要因素。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阐述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目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特征,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及关系,从而预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然后针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再以广州市为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及对区域的影响。试图从全国、区域以及城市三个层次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研究。     

大都市中心区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空间溢出——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空间溢出对产业集群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空间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的影响机制并不清楚。本文基于1 km×1 km网格和2013年广州市中心区--天河区的企业经济普查数据，采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识别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分析集群特征，探测集群溢出类型。结果发现：①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区位指向大城市中心区的核心地域，具有五种集群类型分异，空间呈不完全耦合。②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空间规模受Jocobs型和MAR型两种溢出调控，在MAR型溢出作用下的集群空间规模相对较小。③信息服务业集群的溢出为负效应说明溢出作为一种潜在利益，在转化为集群优势的过程中存在过滤效应。     

中国城市间交通流强度的空间格局

以全国321个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间汽车、火车和航空班次联系测算各城市对外联系强度,通过核密度估计、位序-规模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多元交通流视角下城市间交通流强度的空间格局进行提取和解析。研究表明:在整个城市体系中,高位次城市规模凸显,中小规模城市有待于进一步发育。基于公路和铁路联系的城际交通流分别表现为由沿海向内陆逐级减弱、以国家铁路大动脉沿线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基于航空联系的城际交通流表现出高度极化和点状镶嵌特征。     

港口连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以中国环渤海港口为例

为明确港口连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基于港口供应链视角，从港口面向内陆、内贸和外贸连通能力构建港口连通性模型，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2002-2017年间中国环渤海港口连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除天津、青岛和大连港连通性最强外，内陆、内贸和外贸连通性最强分别为日照、唐山和烟台港，连通性最弱分别为威海、丹东和盘锦港，黄骅港增速最快；②连通性分布具有多核心-边缘特征和多门户港口并存格局；③连通性影响因素具有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但均对连通性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旨在使决策者明确港口运输的连通能力及其影响因素，为港口规划布局和提升在港口供应链中地位提供决策支持。     

长春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持续年份住宅数据、利用空间热点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1年以来长春市住宅价格分布的空间分异现象和住宅价格影响因素分布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近年来长春市住宅小区存在向内填充与向外扩散并进，圈层扩展和扇形放射融合的演化趋势，其中西南-东南扇面是居住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②2011年以来长春市住宅价格呈现出以南部为指向的扇面增长的空间特征，高价住宅街区由点状分布到片状扩散。通过半变异函数和冷热点聚类分析方法指出，长春市住宅空间的南北分异现象显著，住宅价格的低值与高值聚类以铁路为界线存在显著的空间隔离；③就POI数量而言，住宅小区周边银行保险、医疗、住宿、休闲娱乐数量对住宅价格产生较强影响，同时以上因素作用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同样显著。     

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均衡度研究

利用1997-2013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数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均衡和极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GMM估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较快,但存在空间非均衡和空间极化特征;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依次递减,区域间差距是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公路密度空间极化程度不断增加,且高于铁路密度的极化程度;财政支出、国际贸易、人力资源和新经济地理四大因素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均衡和极化具有影响,但影响效果不同。本文拓展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为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及互联互通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老年人口自评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年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及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采用ArcGIS分级制图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变化，并使用面板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识别影响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老年人口健康水平高的地市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省份、华北平原和新疆北部，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低的地市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②十年间，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水平有所降低，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中等的地市数量大幅增加；③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随着空间分异的缩小，空间集聚程度上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高-高类型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低-低类型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饮食习惯和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     

辽宁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差异的时空分析

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从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和信息服务7个方面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3-2011年辽宁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综合测度,并以此为变量,利用差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对辽宁省各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差异的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辽宁省各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整体为上升的趋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规模特征,沈阳市和大连市两极突出;2003-2011辽宁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区域差异总体扩大的基础上,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趋势,且以文化服务、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的差异为主;空间上,公共服务质量空间提升极化作用不断增强,表现为不断向"沈阳-大连、盘锦-本溪"的"十字"轴线紧靠。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分析

在构建人居环境支撑条件评价体系基础上,采用均方差赋权法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居环境支撑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进一步探讨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支撑条件整体不高;人居环境支撑条件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区域性特征;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子系统亦存在空间不均衡与发展不同步现象,且生态环境、居住条件、社会经济与公共服务设施支撑条件依次降低;人居环境支撑条件与城市化水平存在对应关系与部分错位现象。空间计量分析验证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普通OLS回归却低估人居环境支撑条件对城市化水平的带动能力。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原城市群空间演变分析

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1992-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影像，借助MATLAB、ArcGIS等软件，提取了城市群建成区的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选取重心偏离轨迹、扩展度指标，并结合中原城市群规划中确定的“一核四轴四区”网络空间布局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聚散程度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①1992-2012年，中原城市群建成区面积持续增长，由823.12 km²增加至2916.87 km²，其中，2004-2008年间建成区的年扩张强度最大；②中原城市群1992-2012年建成区重心迁移轨迹基本上呈“先东北后东南”的发展态势，东南方向建成区扩张速率最快，且城市群内部城市建设用地逐渐趋向于均衡化分布；③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扩展度在1992-2012年间经历了“先减后增再减”的过程，整体上呈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中原城市群的聚集度不断增大，且东部地区聚集度的增长速度最快。太原-郑州-合肥发展轴和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成区的斑块形状趋于不规则。北部地区的分离度较大，且保持不断增大趋势。整体来看，中原城市群的连结度较小，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Coast Versus Inland: Two Different Queenslands?

To a degree unparalleled in any other major nation, Australia's society and economy shows a spatial dichotomy between a restricted but relatively well-endowed coastal strip and a vast, under-endowed interior. Much of the nation's economic history has been shaped by alternating phase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relative fortunes of coast and interior. Queensland is the state which most clearly typifies this Australian dichotomy, the more so because of the high expectations placed on in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cent strong impulse towards coastal growth and inland decline. The persistent and severe decline of the inland has been overshadowed by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growth along the coast. The fortunes of the state are increasingly tied to the future of its coastlands.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     

中心城区金融服务业空间集聚过程与格局研究——以潍坊市奎文区为例

近年来金融服务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与地理领域学者关注的新热点。本文通过GIS空间分析和电信黄页统计模拟,对潍坊市中心城区奎文区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现状、空间演变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探讨了金融服务业集聚格局的形成过程及演变机制。结论指出:金融服务业空间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CBD内(单核心),集聚主要受城市等级规模和政策推动的影响;较之非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其他金融活动),银行业时空演变规律性更强,但总体都呈现"轴向扩散"、"楼宇主导"态势;演变过程和城市主导发展方向、城市功能转型相契合,空间表现为由非均衡向相对均衡发展的格局过渡。     

基于空间均衡视角的区域高质量发展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构建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均衡度与空间均衡发展度两个指标，衡量了2017年陕西10个地级市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结论如下：①陕西经济发展质量呈西安与榆林“两极驱动”的空间格局；社会发展质量呈“中心化”发展空间格局；资源环境发展质量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②空间均衡视角下，陕西高质量发展呈现以西安为增长极，西安以东以南地区空间均衡发展度低，西安以西以北地区空间均衡发展度高的空间格局。在发展意义上能达到空间均衡状态的只有西安，其他地级市均处于不同程度失衡状态。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Research in Australia

In contrast to the situa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producer services research in Australia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ir international role rather than their domestic one.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e last decade has been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the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e as well as trade-related services have had significant urban impacts in major cities. Australia's growing linkages with East Asia are having impacts on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 industrie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urban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se industries. There are important urban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externalisation of services from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from the shedding of labour on the part of large service industry organisations. Similar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urban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producer services by policy makers either at a federal or state government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