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福州市的调查

基于福州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3个方面分析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及其群体差异和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存在层次性,其排序如下:生态环境 > 人文环境 > 制度环境;②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存在群体差异,性别、职业类型、个人及家庭收入和方言适应程度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和居留时间仅有一定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的影响不显著;③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环境感知对于提高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群体分异与空间格局

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总体特征、群体分异和空间差异性,并对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我国跨市流动人口在当前城市的平均居住时间约为5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与老一代并没有显著差异,从事工业行业的流动人口居留稳定性明显低于各类服务业从业者;②省内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低于省际流动人口,且有更大的可能离开当前城市,转向省际流动;③城市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居留稳定性在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依然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但公共服务、住房市场和环境等城市宜居性因素对提高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更为重要。     

呼和浩特市不同来源地蒙古族移民的居住融合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在民族工作新思想引领下，族际居住融合成为“互嵌型社区”直观且关键的空间表现形式。然而，当前相关探索存在群体同质化的认知论误区，由此本文结合社会表征理论，尝试探究族群内部的异质性。以呼和浩特市蒙古族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法获取原始资料，利用多群组SEM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来源地蒙古族居民居住融合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①呼包鄂城市群辐射区移民的融合意愿最高，科尔沁农牧混合区移民的融合意愿次之，而锡林郭勒牧业区移民的意愿相对偏低，但并未出现显著的分异状况；②社会经济地位、文化适应、文化留存和住房偏好等因素对不同来源地蒙古族移民居住融合的影响路径、影响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国外旅游线路空间模式研究进展

旅游线路空间模式实质上是游客在目的地区域对停留空间和消费空间的理性选择与线性组合,是具有典型空间属性的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和经济地理现象,涉及了作为旅游景点和旅游目的地的点状地理要素和作为旅游线路的线状地理要素以及旅游目的地体系构成的区域等面状地理要素。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不同尺度旅游线路模式的空间模型、目的地类型、游客旅行行为特征、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研究对旅游线路模式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试论我国农民理性选择的变迁

农民是有理性的,而且农民的理性选择是嵌入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民的理性选择也在变迁之中。从最初的＂生存理性选择＂转向＂经济理性选择＂乃至更高层次的＂生态理性选择＂。本文结合实际情况,探究其各阶段理性选择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推进最高层次＂生态理性＂的萌发和发展。     

试论我国农民理性选择的变迁

农民是有理性的,而且农民的理性选择是嵌入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民的理性选择也在变迁之中。从最初的"生存理性选择"转向"经济理性选择"乃至更高层次的"生态理性选择"。本文结合实际情况,探究其各阶段理性选择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推进最高层次"生态理性"的萌发和发展。     

国内外农民工空间回流及其区位研究进展

农民工空间回流正在改变我国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格局,而回流区位决定了空间回流的具体流向和回流者的空间分布。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国外主要集中于空间回流动因的理论阐释、空间回流影响因素、空间回流评价和区域影响等方面,而国内主要关注到了空间回流动因与机制、回流地及回流意愿地空间特征、空间回流的区域影响等领域。农民工空间回流的产生是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回流区位多以农民工源地附近的县城和小城镇为主,而回流意愿地多为大中城市,意愿与现实矛盾突出。农民工空间回流对务工城市和来源地农村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为正面影响,也可能为负面影响。今后应加强回流区位的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剖析,归纳总结回流区位的一般规律,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应加强模型分析、定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的应用。     

论华人文化的适应、传承与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居在外国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他们坚持落叶归根的观念,在居留国执著地弘扬中华文化。当时,多数居留国对华侨实行较宽松的政策,因而支撑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社团、学校和报刊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侨文化得以发展和...     

从“蚁族”等词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蚁族"群体尴尬的生活现状备受关注,本文从分别从对"蚁族"概念的界定,试图勾勒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窘迫的现实社会图景,并分别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视角,动静态结合分析"蚁族"存在的社会原因及这一群体的发展困境。     

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多维度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逐渐成为城市包容性发展的桎梏。基于北京市典型低收入社区的实地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社会融合结构和现状进行探讨,并对影响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调查城市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合主要受到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环境融合、社区关系融合4个维度影响,社区关系融合、环境融合、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表现出依次降低的倾向,且居民的社会融合总体水平偏低。从影响因素来看,低收入社区群体的社会融合主要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就业因素和住房因素的影响,不同维度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因素也有所差异。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配合笔者实地调研,进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尤其就北京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现况、社会特征、群体聚居村落和后续空间效应等。文章认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社会弱势群体。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北京城市犯罪地理分析

论文在分析城市刑事犯罪机理和犯罪环境类型的基础上,探讨了北京城市犯罪的特点和时空分布规律,并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讨论了犯罪警示区的划分及社会综合治理措施。     

北京美术产业对地方文化的嵌入性程度分析

北京十一五规划指出北京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美术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有创意色彩的产业部门,北京是中国最重要的美术产业中心,近5年来出现了一批美术创意产业集中区。本文使用近十多年来国外经济地理学家频繁使用的嵌入概念分析北京的美术产业。本文所采用的嵌入概念更强调KarlPolanyi的观点,以北京三个主要美术产业区798艺术区、宋庄画家村、观音堂文化大道为研究地点,通过分析实地访谈资料、艺术家和画廊的网站资料,探讨企业和艺术家在作品风格、市场定位、企业分布、企业制度等方面是如何嵌入北京地方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的。本文认为在把握嵌入程度,避免过度地方化的程度上有待未来讨论。     

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北京城市增长模拟与管控模式优化

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重构与交通设施配置息息相关,可达性成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控城市空间开发的重要手段。在以矢栅一体化的综合可达性测度并构建城市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增长进行了成功模拟,透视了基于综合可达性导向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与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调控模式优化方案。研究发现：①城市增长密集发生在建成区周围可达性优越的区域,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城市增长的概率降低,反映了北京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②受城市规划与交通设施规划失调影响,可达性提升程度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带来更高的城市增长开发概率,严重削弱了可达性对城市增长的引导作用;③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调控模式的优化方案,要以交通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合理耦合空间规划,才能更为有效地引导城市空间良性增长并预防规划失效。基于综合可达性的城市增长模型建立与调控模式优化方案的提出,对于确立与提升交通引导城市增长的基础性地位,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北京市居民居住选址行为分析

本文在对北京市居民居住需求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居住区位在居住需求行为中的地位,是仅次于住房面积的第二重要因素,同时,笔者分析了不同住户群体的居住选址行为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最后预测北京市未来的城市住宅空间的分异特点。     

社区社会资本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所居住的住房和社区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重构与居住分异背景对社区邻里关系、社会互动及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已有研究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之间因果机制的探讨,缺乏合理的指标构建和实证依据。本文结合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构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城市转型背景的社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市九个中低收入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尽管低收入居民对于邻里信任因素的重视大于对社区组织的信任、邻里互助和共同价值,其在社会资本的几个维度中得分最低。因此,打破社区内的分异与隔阂,建立邻里信任,应当成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中首先解决的问题。     

基于弱势群体需求的北京服务设施可达性集成研究

关注人群属性和需求,探讨服务设施供给的社会公平是新时代服务设施研究的重要议题,对于人口总量巨大、社会构成多元、社会空间分异凸显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尽管研究某一弱势群体对单项服务设施需求的文献不断涌现,但是结合居民主观的服务设施需求偏好的可达性集成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北京作为案例城市,首先采用居民主观调查数据分析四类弱势群体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结构,然后基于POI数据,借助GIS分析这四类弱势群体服务设施需求偏好下的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综合可达性情况,且对综合可达性较差的区域进行了空间识别。本研究综合定性与定量方法,探讨主观与客观数据相匹配的可达性集成方法,可以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并能够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提供理论支撑。     

亲子家庭城市公园游憩机会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文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亲子家庭城市公园游憩机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游动机对城市公园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满意度影响较大,可达程度对城市公园管理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孩子学习自然环境知识"、"与孩子感情交流"对出游动机影响较大,"出行路上时间"、"与居住区距离"对可达程度影响较大,"景观品质"、"公园规模"、"游玩场地设置"对物质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文娱活动"对社会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游线安排"、"员工服务"对管理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以北京回龙观居住区为例

城市居民迁居行为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但以微观手法研究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尚不多见。本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以位于北京郊区的回龙观居住区为例,以微观的手法对城区拆迁居民、经历体制转型的中老年人、北京本地年轻人以及外地来京年轻人的迁居历程进行解读,寻找经济、社会和制度变革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交集,进而洞察郊区居民迁居的一般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从迁居机会供给、住房需求、住房获取能力、迁居决策4个方面归纳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特征,并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阐释重构机制。对郊区居民迁居行为重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北京城市空间重构及郊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