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南的毒化活动（1937—1945）

日本侵华时期,在以武力手段屠戮中国人民、抢掠资源的同时,还在占领区废除中国政府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1895年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总督府出于财政拮据的考虑,实施鸦片渐禁政策,为治台提供财源。渐禁政策获取“成功”后,作为牟利的经验,     

南京国民政府管控麻醉药品的制度尝试与专营困境

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曾陆续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对麻醉药品加以约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麻醉药品经理处的创设过程异常曲折,表明将麻醉药品收归国家专营并非易事。抗战爆发以后麻醉药品不再是诟病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前线后方紧缺的重要医疗物资。受战时经济和战后国内形势的影响,麻醉药品的价格逐年飞涨,购运变得十分不易,陷入"有价无市"的状态。麻醉药品经理处迁往台湾后,专营区域逐渐转移至岛内,至此麻醉药品专营政策在大陆基本消亡。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科学禁毒”虚名下的利益考量：日本与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会上达成了各国商议解决鸦片问题的共识。在参会国当中,日本的参会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为向国际社会展现日本的禁烟决心与成果,日本在准备参会阶段详细撰写所谓科学的调查报告,展示其在本土和殖民地实施的禁烟措施及成效,通过打造科学禁毒的名号,减轻参会国对其禁毒态度的怀疑,为其在殖民地的鸦片政策合法化与正当化奠定基础。实际上,日本并未全面收集殖民地调查数据,会上为维护其在殖民地的鸦片利润消极应对立即禁绝鸦片的倡议,甚至回避参与具体国际禁毒合作事务。由于大会最终达成的是不具有强制性的决议案,日本政府得以延续推行其既有的科学虚名掩盖下的毒品政策,阻碍国际禁毒合作进程,为其进一步利用毒品助力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     

国计与民生:抗战时期川康区食糖专卖中的蔗糖定价之争

抗战时期食糖专卖政策的实施打破了川康区原有的蔗糖价格生成机制。由于蔗糖价格不仅与战时经济统制、国家税收休戚相关,也同蔗农、制糖商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蔗糖定价机制的转变最终导致蔗农、制糖商与食糖专卖局之间发生利益纠葛,甚至演变为"官民"纷争。经过多次博弈与角力,在地方政府居中协调下方使各方之矛盾暂时得以缓和。此一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抗战特殊时期协调国计与民生内在关系的紧张与矛盾。     

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以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城市在空间结构方面体现出鲜明特征:随着新型工业建筑的出现,土地功能实现区分;各类建筑交叉林立,城市布局混乱;新的社会阶层居所分离形成。这种空间结构特征,使得工业城市中的"城市病"问题尤为突出。在英国19世纪中叶兴起的近代城市规划运动中,工业城市积极开展规划实践,空间结构得到合理重组,"城市病"得以缓解,城市面貌显著改观。     

抗战时期的法币通胀与外汇政策研究（1937-1945）

<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物价呈现出愈涨愈猛的态势。这与战时国民政府不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密切相关,战争导致的国内商品供需失衡,中日货币战带来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失调,进一步促使通货膨胀不断升级。货币价值的不断下跌与外汇价格不断走低,对近代中国和远东政治经济局势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出现了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并存的乱象,也迫使国民政府采取不同的外汇政策,并向英美等发达国家寻求外汇援助。     

佳作赏析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

传统中国史学往往被称为帝王将相史,即使一些研究偶尔涉及到普通人,也总是被作为一个群体或因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而提及。传统中国史学的另一大特点是往往从群体性宏大叙事角度展开分析,而对个人性微观层面的探讨却注意不够。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两种倾向,与我们的历史记载有直接关系,     

抗战时期的赤水河川盐运输

抗战爆发后,贵州人口增加,为保证全省军民食盐供应,贵州省在实行食盐统制的同时,执行运盐工人缓服兵役制度,发动民众赶运川盐,同时,对盐运工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在保证津贴发放的同时,适时调整运价,以保证抗战时期川盐运输与供应。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红卍字会

在"汉奸"与"亡国奴"之外,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中国人还存在一个"第三者",即为数众多的民间组织与民间教派。本文旨在以抗战时期沦陷区的道院——红卍字会为视角,探讨当时作为"第三者"的社会群体之功能、地位与历史评价问题。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多有存在,甚至颇有发展,开展社会救助。在民族主义与外敌入侵发生严重冲突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卍字会的精神世界并不能超然物外。国民政府可以接受沦陷区红卍字会的社会救助,但敌视红卍字会的道院信仰,警惕其成员的附逆行为。为此,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在宗教活动上有所收敛,并自行处理了部分附逆成员。日伪方面更多的是把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定位为社会救助组织,在政治上拉红卍字会会员入伙,对红卍字会之道院信仰干涉不多。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一方面利用日伪政权对自己的定位,继续开展社会救助;另一方面,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会员也不乏附逆之人。对沦陷区的民间教派——民间团体开展研究,尤其是开展红卍字会这类慈善团体的研究,可以丰富人们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这些团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角色、功能与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述论

抗战时期是四川近现代史上公共卫生事业大发展时期。从发展速度、规模,开展工作的数量、质量等方面看,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更具特殊的地位和价值。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四川奠定了在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大省的地位。疫病防控、空袭救护、医药治疗是战时四川公共卫生工作的三大主要内容。但受经费的短绌、质与量发展的不协调、卫生行政体制的弊端等因素的制约,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半壁江山沦陷,然而,在游击区和未沦陷的山区,浙江人民仍进行着艰难的开发与建设。建设离不开资金,金融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浙江地方银行作为一家省级银行,在浙江南部的艰难环境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浙南山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通过引发社会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总结妇女工作经验,确立“时代妇女”应有的价值观.从征稿启事、评审标准和评选结果来看,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奖励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获奖女性对战争、国家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大多未能跳出既有民族解放思维定势,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支配着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四川汽车燃料管理考略

国民政府迁川后,四川一省的汽车燃料消耗顿时大增,而在日军的封锁下,汽油难以进口,油荒日益严重。为了应对这种困难局面,国民政府逐渐放开对汽油的进口,鼓励官商运送汽油到川云贵腹地。同时,国民政府还严格控制汽油的消耗,努力寻求汽油的代用品,比如酒精、木炭和桐油。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下,四川公路运输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939～1940年知识界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及其价值体现

抗战全面爆发两年后,国统区发生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浪潮。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界站在这个潮头,应时开展了关于宪政与抗战的讨论,想借此引起民众对宪政的认识,并将宪政的理论转化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本文对这一讨论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客观评价了正、反两类观点,同时对这次讨论的价值体现作了分析。     

The military, psychiatry, and "unfit" soldiers, 1939-1942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sychiatric screening of U.S. soldier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stablished by psychiatrist 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 as a key moment in the public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psychiatry, as well as a turning point in Sullivan's intellectual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After a brief look at the ideas and expectations Sullivan brought to the screening system, I discuss a major problem of the screening: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medical concept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mass screening as a public policy. As a way to highlight this mismatch, I focus on Sullivan's failure to protect homosexual men from medical and social stigmatization by screening them out of the armed forces. Despite his liberal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homosexuality before the war, which he had created in his clinical practice, Sullivan was unable to persuade the military and the public of gay men's right to serve the nation. The examination of how his sympathetic view of homosexuality became circumscribed reveals not only the gap between clinical insights and public policy, but also how tentative views of homosexuality in public debate among liberal psychiatrists during the decade preceding the war contributed to the failure to make non-homophobic policy in the 1940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relative conservatism in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among liberal psychiatrists, as well as the intransigent conservatism as seen in homophobic tradition of the Army, contributed to the discriminatory screening crite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