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

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9件与《籯金》相关的写本可见,《籯金》为唐人李若立所编的一部分类简明、注重时需的小型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类书分类苛细、不便检索的弊端,以突出类书的实用功能。《籯金》百篇,分为五卷,基本编排体例是"先录其事,后叙其文"。然由于该书成于一人之手,受当时的编纂条件及个人编纂能力所限,且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改编和删略,故今日所见《籯金》众写本存在诸多不完善。     

敦煌写本李若立《籯金》残卷研究——以S.2053v号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敦煌写本S.2053v文献为中心,比堪其他《籯金》写卷,及其他敦煌写本类书,得出S.2053v为唐朝李若立编撰《籯金》抄本,且此本收录条目约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所收条目史籍阙载;二、收录条目人物虽然记载于史籍,但是没有相应的事例;三,人物事例见载于史籍,但内容改编后与原意完全不同;四,事例基本出自史籍,但改编较大;五,与体例不符不应当引入事例附注内容;六,敦煌写本类书之间虽然文字出入较大,但是内容基本一致。     

敦煌写本《籯金》系类书叙录及研究回顾

本文在诸家著录《籯金》写卷的基础上,通过比对原卷,对敦煌写本《籯金》系类书的9个写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录,并对关于《籯金》系类书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以期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     

敦煌写本残卷S.7004定名及作者考

本文发现敦煌写本失名类书残卷S.7004征引文献多有“劝谏”性质,通过对残篇中征引典籍中劝谏文本的历史背景的回溯,将残类书的编辑体例与唐初三大类书进行了比较后,认为其编写体例与《艺文类聚》更为接近,它的编撰年代约在唐初贞观年间.依史料,认为S.7004极有可能是于志宁所撰《谏苑》的残卷.     

俄藏Ф242敦煌写本《文选注》的避讳与年代

诸家对于俄藏敦煌Ф242《文选注》写卷注者、抄写年代多有论列,其论皆据避讳以为说,但结论分歧甚大。又此写本不避唐高宗李治讳,故诸家皆否认它产生于唐高宗李治时期。但结合其它唐写本的讳例及唐代避讳制度与习惯来分析,这个写本符合唐高宗时特殊的避讳实情。再结合写本内容来看,可论定这个写本必是产生于唐高宗时的李善注本,而前此诸家所断之年代皆不可从。     

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

根据敦煌写本P．2537《略出籯金》第一卷末尾题记,学术界认为是晚唐敦煌文士张球所撰,另外根据P．3650号撰写特点也认为是张球作品,张球改编李若立的《籯金》而成《略出籯金》,主要根据教学需要删节《籯金》部分篇的事例附注和叙文而成,部分附注进行重新撰写,编撰的时间大约是898年。     

阴庭诫改编《籯金》及有关问题

阴庭诫删节《籯金》,敦煌文书中有E2966、P．3363、P．4873、S．5604等4个卷号,阴庭诫是州学博士,大约在吐蕃占领前为教授学生对《籯金》进行删节而成新作,对《籯金》原有内容进行删节,使其变得简单实用,但是阴庭诫的改编过甚,虽然保留了五卷百篇的规模,分卷基本上相同,但是他对其中语对事例附注作了大量的改动,很多部分解释出现偏差。     

敦煌写本S.5604《籯金》残卷研究

敦煌写本S.5604《籝金》,册页装,前部完整而后未抄完,抄写字体很生硬凌乱,抄写者对《籝金》原文任意改写改编删节,变换附注原典出处,使事例附注失去原意,附注无从查找,可能是当时敦煌寺院寺学中某个学仕郎的作品,但是由于大多敦煌写本《籝金》都没有这五篇的事例附注,因此对于补缺具有极大的作用,通过这个写卷我们可以了解《籯金》的原貌.     

日本石山寺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版本初探

日本石山寺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写本是目前所见关于该书早期的古写本之一。通过与《赵城金藏》本、《高丽藏》本、《碛砂藏》本等诸版本进行比较,本文认为日本石山寺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据之底本极有可能与北宋《开宝藏》具有重要的关系:或者石山寺写本所据之底本与北宋《开宝藏》刻本所据之祖本一致;或者石山寺写本所据之底本就是北宋《开宝藏》刻本。     

《张淮深碑》作者再议

关于敦煌文书《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的作者,学界存有张球、悟真两种不同观点。本文作者认为是张球。主要论据为:其一,抄写该碑文的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卷背所存诗文当是张球所作,内容笔迹亦与正面相关相同,可证正面的碑文更可能是张球作品,诸卷所抄为张球作品集;其二,从张球任职情况及其与张淮深关系看,张淮深理应延请当时职掌"文辞之事"的节度判官掌书记张球撰写碑文,而不会违背常理另请他人;其三,张球是虔诚的佛教徒并留有多件相关作品,完全可以胜任为张淮深的佛教功德歌功颂德的写作;其四,碑文抄件中的大量双行小注系为张球晚年教授生徒所需而增补,其内容常又见于张球所删《略出籯金》,同样可证碑文为张球所撰。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