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版刻红拂记

明代福建建阳书坊均称书林,或简称“建邑书林”。建阳别称为“潭阳”,所以也有称为“潭阳书林”、“潭邑书林”或“闽建书林”。还有一种情况,是“潭阳××”,以地望在人名之前,也说明是建阳版刻,不过,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明代建阳书林有堂名刊刻书籍流传下来的有47家之多,主要都在建阳、建安书林只有数家。宋元两代建阳。建安书坊刻书业以刘姓为多,余姓稍次。而明代余姓12家,刘姓为10家,依次为杨、叶、郑、熊等诸姓。建阳余氏书业起源干宋代广西安抚史余同祖,宋元时极盛一时,明初稍衰,至万历时又兴盛起来。从中国出版史乃至世界范围的出版史情况来看,余氏自12世纪至17世纪几百年来家族承前     

武夷山朱熹及其理学遗迹考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翁,祖籍江西婺源,出生在福建尤溪,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史·朱熹传》载:朱熹"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①。建之崇安,系宋代闽北建州(南宋时升为建宁府)辖下的崇安县,即今之武夷山市,为中国东南自然形胜与文化名山武夷山之所在。从《朱熹年谱》看,朱熹徙居建阳考亭系晚年之事,     

徽州雕版印刷术的发展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根据古书上的纪载,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情况,从时代上说,始于唐代,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元明以后趋于鼎盛.从地区上说,先从吴(扬州)蜀(成都)越(绍兴)开始,到宋代,两浙地区刻书最盛,其中又以杭州为最发达;福建地区也盛,以建安为中心,如朱熹所说"建阳麻沙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又如叶德辉所说"宋代刻书之盛,首推闽中".四川地区,由成都南移,以眉山     

建瓯史上三大书院

正一、建安书院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韩元吉任建安知县;宋淳熙元年(1174年),韩元吉任建宁府知府。韩元吉主政期间,导引城北橄榄坑之水入城,沿途浇灌果蔬,在紫霞洲西北侧始创建安书院,并在附近开辟了一处玉仙池,周围植树建亭,亭楣上题有"溪山一览"匾额,成为城内一道特别耀眼的文化教育风景线。宋淳熙年间(约1174-1175年),朱熹常往来于建安(即今建瓯),同友人游览了有     

《滇黔赴京驿站册》初探

《滇黔赴京驿站册》手抄巾箱本,不分卷,不署撰者、抄者姓名,共凡五十页,计三万余字,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此书详细记载了从云南省城滇阳驿（今届昆明市）起,经贵州、湖南、湖北、河南、直隶诸省到顺天府城（今北京市）的全部陆路驿站（含自今贵州镇远县至湖南常德市的沉江水路驿站）、驿程和沿途各种河、滩、险、关、桥、渡口、名山、城地、土产、宿歇地、名人故里、风景名胜等内容,将全程驿路划分为五段,即：自云南省城至安顺府为第一段、自安顺府至怀化驿为第二段、自怀化驿至建阳驿为第三段、自建阳驿至石固驿为…     

明代建阳坊刻

正建阳地处福建北部,古代属建州(建宁府)管辖,为福建省最古老的五县之一。唐末五代时,中原士族衣冠入闽,蔡、刘、游、熊、魏、余等姓于此定居。中原大族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萌芽于唐中期的雕版印刷业也从中原传入建阳。北宋时,建阳社会环境相对平和,文化教育逐步兴盛,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建阳刻书业初     

福建地名多“安”、“宁”

闽境自从有了“建安县”、“建安郡”、“建宁县”、“瓯宁县”、“建宁府”和“建安道”等举足轻重的行政区域．便出现了带有“安”字和“宁”字的邑名。这种“安宁文化”的辐射力与渗透力,与建瓯系闽源之地以及在闽境历史上的“领头羊”地位有关。其后衍生出来的邑名,共有“十安”、“六宁”．     

东阳崇川与建阳崇化

提起建阳崇化,从事古籍讲究者几乎无人不知,它和麻沙是我国历史上的出版中心之一。著名的建阳余氏刻书世家曾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地刻印书籍。关于余氏的刻书历史,肖东发同志在《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中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但肖文遗漏了比余仁仲更早的余氏刻书家——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其遗漏原因,疑与此“东阳崇川”的地名有关,本文故略作补正。 余四十三郎于宋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刻有《新雕初学记》30卷,原书现存日本宫内省书陵部。《书舶庸谈》卷3、《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0均有著录。下将藏园傅氏著录迻录于后:     

地名“富沙”和叶氏“富沙”之探究

富沙叶氏是福建省叶氏主要支系之一。地名"富沙"是建州城外一处大沙洲,自唐宋伊始被用作馆名、庙名、驿名以及名宦叶灏与郡王王延政的称号。"富沙"常出现在历代文人官宦诗作中,尤其以宋代为著。"富沙"还用作建州(建宁府)的代称,建州(建宁府)下属县的一些文人官宦也用此名来说明自己的籍贯。因此,"富沙"在不同层面有不同的特定含义,不是叶氏的专有名词;富沙叶氏之"富沙"不仅源于地名,主要还是始迁祖是富沙叶公的缘故。     

明清时期四堡的刻书和贩书活动

一、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四堡位于连城县北部,地处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的结合部。它是宋至清代连城通往汀州(今长汀)的驿铺,交通较为便利,商业经济繁荣。四堡一乡多为邹、马两姓人共居。清代的四堡,刻书极为兴盛,书坊栉次麟比．印版汗牛充栋。清末汀人杨澜的《临汀汇考》载：“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印刷,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店,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抑且家为恒产,富埒多藏。”     

《旧唐书·地理志》标点正误一则

<正>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京兆府下云:“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此处断句有误,“八十八”应接上句,为:“天宝领县二十三,户三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一,口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八。府理京城之光德坊。”标点者可能将此句中的“府”理解为折冲府,这是错误的。因     

楼昉《崇古文诀》版本新考

南宋楼昉所编《崇古文诀》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均有广泛流传,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选本、批点本。其版本有五卷、十卷、不分卷、二十卷、三十五卷等系统,十分复杂。此前学者因所见材料有限,论述多揣测成分,难以说明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唯一宋刊二十卷本全本《崇古文诀》,同时参考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孤本《古文集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孤本《古今文章正印》,考证出宋刊二十卷本选篇有所缺失,三十五卷本存在混入《古文关键》批语、选篇的伪编问题,二者皆非楼昉《崇古文诀》的原貌。在是书复杂的版本系统形成的过程中,南宋后期的建阳书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镇戍八闽:元福建地区军府研究

元灭南宋后,在淮、江以南前南宋故地推行较严密的镇戍制度。其中,福建地区镇戍军共有八翼万户府常驻各处,这八翼军府分别为亳州、郢复、湖州、福州新军、漳州新军、邵武汀州新军、建宁新附军与左副新刷土军万户府。元朝在福建的兵力配置主要为以点带面,辐射全闽,其中福州、建宁、泉州三地为重点镇戍区。镇戍军人以客军(主要为汉军)为主,土军(新附军)为辅,上万户府级的亳州与郢复万户府并为福建镇戍军的两大主力。     

明代南京的印书

明代官私刻书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超越宋、元。当时"两京十三省",无省不刻书。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印刷事业随着发生变化。开封为五代、北宋首都,当时也是出版中心,但明代只有布政司、按察司与周王府刊书三十余种。山西平阳府金、元两代均为北方出版要地,至明代合蒲、绛、解、汾四州,只出版了十九种,而且《铜人针灸经》、《西方子明堂灸经》插图已恶劣得不象样了。成都为宋代蜀刻中心,入元后一蹶不振。明代成都只有蜀王府刻的较多,凡廿八种。杭州在明代也不及宋、元时活跃。只有福建建阳书坊尚能保持宋、元以来的传统地位,以多取胜。而新兴的地区则有南京、北京、苏州、徽州、湖州等地。南京刻书起源很早,五代十国时为南唐     

解得有情胜无价——南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鉴藏佳话

正南宋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册,为海内孤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书版框高17、宽12厘米,共12版,每半页10行,行18字,辑录鱼氏诗49首。自明中叶以后,此书迭经朱承爵、项元汴、何焯、黄丕烈、徐渭仁、袁克文等名家递藏,钤印累累(图1),灿然可观;各家不仅珍护有加,而且多有题跋。在流传数百年后,附着于正文的题跋,已超过诗集内容(图2),为之题咏者多达30余人。这种情况,在存世古籍中并不多见。其中,在黄丕烈庋藏期间,曾先后邀集李福、     

徽州木版年画的发展

在中国版画发展史上,福建的建安(建阳)、四川的眉山(成都)、河南的汴梁(开封)、安徽的徽州(歙县)、江苏的金陵(南京)、浙江的武林(杭州)、山西的平水(临汾)以及北京都是著名的雕版印刷出版中心.其中,安徽徽州的雕版技术与成就尤其突出.古代徽州,地少人稠、物产富饶,商业手工业很发达,经济文化繁荣.劳动人民有多种技艺,民间画师雕版艺人比较集中.徽州又盛产纸、墨、笔、砚和木材,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明清时期徽州又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地方的刻书业很兴盛,私家和书坊出版的通俗书籍附有精致的版画插图亦已形成风气,民众所喜看爱读的小说戏曲通俗书广泛流传,给徽州版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白居易與新昌楊家——兼論唐中後期都城官僚交往中的同坊之誼

弘農楊氏是通過移居都城實現"中央化",涉足科舉實現"官僚化"的中古世家大族之代表。入唐,楊氏越公房的後人數代同居於長安坊里,形成靖恭、新昌、修行、永寧四坊望。本文梳理了文人官僚白居易與長安新昌楊家的交往,兼及其與同坊官僚的交遊;復原科舉官僚在新昌坊私人空間的宴集,並發掘其社會文化内涵;相比與靖恭楊家的姻親,同居一坊的地緣因素,成爲聯繫白居易與楊於陵家族的紐帶,甚至左右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與仕宦前景。由此個案可見唐中後期清流文化籠罩下,都城科舉官僚聯繫渠道之拓展,及對新社會流動規則之主動接納。     

生子当如孙仲谋

<正>赤壁大战后,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间,孙权、曹操两家曾数次相互攻守于合肥,二度战于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操进军濡须口,攻破孙权     

古代书店琐谈

正书店,即销售和展示书籍的商店。我国古代就有书店了,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店的叫法各有不同。古代的书店也叫"书肆",亦称"书坊"、"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等。"书肆"一词始于西汉。我国最早记载书     

千年沧桑话建窑

<正>建窑以今天福建省建阳为代表,窑址位于今天福建北部建阳水吉镇的后井、池中村、芦花坪、大路后门、牛皮仑等地,以产黑瓷而著称。唐代始创烧,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为极盛时期,后元朝开始茶道衰落,茶风改变,建窑逐渐不济,至清代而终。明代的曹昭在《新增格古要论》中说:"古建窑,建窑器出福建,其碗盏都是撇口色黑而滋润,有黄兔斑,滴珠大者真,但体极厚,少见薄者。"这是有关"建窑"两字的最早记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