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前期刑事诉讼模式与动力探析

在古罗马的前期,犯罪行为按照“公犯”与“私犯”进行划分,与此相适应,刑事诉讼程序也被区分为基本的两类,即“公犯之诉”与“私犯之诉”。本文以两类诉讼制度、事实为根据分析了古罗马刑事诉讼的动力和诉讼模式的特征,以期对我们今天在不同的诉讼制度之间进行选择与取舍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惩治条例探析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现象层出不穷。洪武时期以《大诰》进行惩治,永乐以后不断出台军职犯奸惩治条例,正统时将宣德年间针对收继婚的“败伦伤化”例收窄指向军官。成化以后,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加军官犯奸惩治例,但所有的例多以革职为民、调卫差操、子孙袭职等予以轻刑薄惩。弘治之后,将“权宜之法”的条例整合进入“常法”,有的则被“大法”吸纳。轻刑薄惩实际纵容了明代军官犯奸行为,引起社会道德下滑,也导致卫所的进一步废毁。     

清代军流犯与小押

在清代,军流犯经营小押的现象十分普遍。在配军流犯经营小押,同清代流放制度及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清代流放制度的变革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了前提条件;小押的行业特征对军流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军流犯之间、军流犯与当地黑势力、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个网络为军流犯经营小押提供支持;地方政府采取"疏纵"策略来防止军流犯逃亡,为解决其生计问题,对军流犯从事灰色行业采取默许态度。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桐油走私贸易

抗战时期,大量的桐油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或海外。这主要是由于日方的高价诱购、海内外价格差异巨大、国民政府的收购工作存在弊端、武装走私盛行及处罚轻微所致。日伪及国统区形形色色的人员参与了走私,走私方式大致上可分为欺瞒走私和恃强走私两种,走私路线分歧,走私的数额特别巨大,利润丰厚。猖獗的桐油走私行为给国统区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论“牵连犯”的废除

虽然对牵连犯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了,各国的实践作法也各有千秋,但牵连犯是否应独立成为一种理论来研究,现在看来似乎值得商榷,当然由此引发的牵连犯存废之争也还在继续激烈进行着。通过对牵连犯保留论者驳斥废除论者的理由进行再驳斥,能肯定牵连犯已没有在理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但同时也不能否定现实中存在的具有牵连关系的现象存在,对此,应该按有法律法规的,从法律规定;无法律规定的,依法官自由裁量。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危险犯

自危险犯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它一直是刑法学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着重将我国刑法中关于危险犯的法律规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分析危险犯的概念、特征和认定原则。     

我国预备犯处罚之立法缺陷分析

我国刑法对预备犯之立法,在处罚范围上采用概括方式,这使预备犯的处罚范围欠明确化,在处罚原则上采用得减原则,并没有真正反映出预备犯的特征,违背罪刑均衡原则。     

大洋上飘来的近代化

所谓“走私”,其实是正常贸易,朝廷害怕民间海商发展壮大,就来搞海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海外贸易,一搞海禁就变成了“走私”,以至于连沙勿略也不得不“走私”进入中国。不幸的是,沙勿略“走私”未捷身先死,成了向中国传教的先驱。     

广西大事记

6日重庆《新华日报》载：大后方各地走私盛行,广西梧州缉获财物充公、变价和罚金数额为6900万元,广西南宁为1500万元。     

广西大事记

6日重庆《新华日报》载：大后方各地走私盛行,广西梧州缉获财物充公、变价和罚金数额为6900万元,广西南宁为1500万元。     

西夏文《金刚乘十四种根犯堕》考论

《金刚乘十四种根犯堕》为藏传佛教金刚乘的重要律仪,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存有多个编号,往往与《八种粗重犯堕》合写。文章通过梳理黑水城出土各文本的情况,并将其与藏文本对勘,目的是为进一步认识藏传佛教戒律向河西的传播。     

“但书”的转折性特点

“但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条文中所占的比例高达15.84%。前后分句A与B之间具有相反相对的意思,这是构成转折句的语义基础,也是“但书”构成的核心问题。相反相对的意思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普遍性与特殊性、行为危害大小、数额多少、刑罚惩罚与行政措施等方面。“但书”具有并列转折式、假设转折式等类型;“但书”具有醒目功能、区别功能、强调功能、约束功能等。     

应对抄袭行为立法

对于偷盗行为,古今中外,直到今天,都有惩处的法律。古代一些地区或国家对于偷盗行为惩处的法律还很严,如断手指,剜膝,杀头或让众人以石击毙等等。就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偷盗行为的惩处,也是不轻的,根据盗窃价值数额的大小,从处以管制、拘役直到无期徒刑,若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盗窃珍贵文物的,甚至可以处以死刑。至于犯了盗窃罪的人,不仅本人从此戴上了顶摘不下的“偷儿”的帽子,让人避而远之,有的还带累家人,让家人在乡里或街坊抬不起头来。     

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中应规定危险犯

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即要求造成重大损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然而从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其行为,就会对环境产生现实的或潜在的危害,而这种危害通常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潜在严重性的特点。[1]因此,刑法应在环境危害结果发生之前介入,即对危险犯进行处罚。     

论嘉庆朝的遣犯改发

自发遣刑创设起,遣犯配所经不断调整,逐渐产生了外遣东北、西北与发往内地相结合的格局。嘉庆朝的遣犯改发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缓解管理压力的需求成为此时期改发遣犯的直接动力和主导因素,以新疆、内地为主要配所的新格局形成,东北作为外遣配所的功能大幅下降。此调整虽可维护东北秩序,却加重了新疆和内地的管理压力,也为发遣制度乃至清代流放体系的衰落埋下伏笔。这背后可能隐含着发遣制度瓶颈及其影响在嘉庆朝的扩大化问题。     

清朝封禁东北时期朝鲜人犯越动机探析

自1627年后,中朝双方对两国边界犯越行为明令禁止,然虽然朝鲜严格执行禁越政策,清朝也对朝民犯越行为采取强硬态度,但中朝边境朝鲜人犯越事件仍然屡禁不止.本文通过对丁卯之役后至同治以前这一时间段朝鲜人越境入中国东北的原因及动机进行探析,以求从一个侧面探视与解析清朝封禁时期中朝边界问题。     

文物工作报导

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於本年六月三十日判决了戴福保等盜賣珍貴文物走私出國的案件。戴犯福保解放前在上海市開設福源齋古玩店,与反動派官吏互相勾結,將大批     

科举考试与走私

科举考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与偷税漏税本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但由于大比之年走私往往特别猖獗，出现“凡遇乡试年份，此数月中厘捐因之大为减色”的局面。科考之年为什么走私猖獗呢？     

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诱因,贩毒走私、黑社会性质犯罪死灰复燃,犯罪的有组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国外犯罪组织加强渗透,从而导致了新型犯罪——洗钱犯     

论建州女真首领王杲犯边——以《清史稿·王杲列传》为中心

建州女真首领王杲一直被视为侵犯明边的盗贼。通过对《清史稿.王杲列传》的分析和还原,王杲的犯边实际上都是正当的自卫,是反抗民族压迫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