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在陈独秀问题上的新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取得许多突破性的进展。陈独秀问题上的进步尤其大,如：一、关于建党,传统的说法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们就在1920年4月,派维经斯基一行到中国来,经北京大学白俄教授柏烈维介绍,先识李大钊,提议建立共产党;李则介绍他们到上海,由陈独秀来主持建党工作。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共产国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本文主要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俄文馆藏档案、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其它相关材料,详细解析了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     

迥异的家庭 奇特的爱情 悲惨的结局——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及其夫人

我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诞生的。发起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前六位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会议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指派这八个人中最年轻的21岁的俞秀松为“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称为“书记”。     

为了忘却的记忆——影响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为指导中国革命,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10多位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为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和支持。对于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人们只从历史书中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离开中国后的前途命运和人生结局。     

关于上海革命局的成员问题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说：“《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他收到了沃兹涅先斯基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求给莫斯科邮寄他所出版的各期报纸。今天我们就把现有各期寄     

陈独秀拒绝出席中共“六大”的内幕故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但作为特邀代表,陈独秀拒绝出席会议,其内情却鲜为人知。     

“汉奸事件”对陈独秀及其与中共关系的影响

陈独秀出狱后,力图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但是王明诬陈独秀为"汉奸",使陈独秀改善与中共关系的希望破灭,终于导致陈独秀与中共决裂。这一系列事件,导致陈独秀的政治倾向和个人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维经斯基在中共建立中的功与过

我们对于党的创建,有了更多的认识。维经斯基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苏联共产党员。1920年4月,为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维经斯基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维经斯基时年27岁,他除讲俄语外,还识英语、德语,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陈独秀科学思想研究——兼与陈独秀唯科学主义论者商榷

陈独秀科学思想具有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他从物质技术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向国人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形成了独特的观点.他倡导的科学精神包括求实和怀疑精神,反对专制的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的求是精神.指称陈独秀是唯科学主义与他的实际思想不相符.     

任弼时: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

正任弼时,很多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与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1927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三大之后,     

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变迁

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驻地曾几度变迁,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之间迁徙往还。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档案来看,这种移动布局既是共产国际幕后决策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有着密切关联。1920年至1922年,从上海到北京,一度欲迁广州共产国际很早就把上海看做远东革命的中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之辨析——兼与徐光寿先生商榷

徐光寿先生在《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一文中,对陈独秀有些社会主义思想予以拔高,不符合陈独秀的本意.这表现在作者对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几个问题的论述中.该文还存在有些部分结构上逻辑不通、前后矛盾,有些参考文献失实等问题.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略,分析探讨陈独秀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及其变化,可以为梳理五四期间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脉络以及“新青年”阵营分化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本文认为,不宜夸大这场争论的意义,倒是论战高潮过后的压台人物陈独秀的总结性言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中共创建初期的“小组织”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一些党员针对中央局与上海地委的组织现状,提出强化纪律和规范组织生活的建议。这些主张相近者聚拢成团并进行独立政治决策,逐渐被党内冠以“小组织”之名。中共二大后,小组织籍国共合作问题“包围”陈独秀,致使陈独秀提出辞职。西湖会议期间,马林将小组织问题付诸全党讨论,维护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随着党内反对小组织的批评声浪升高,为彻底解决该问题积累了主客观条件。最终。张国焘在中共三大落选中央委员,小组织随之消散。中共三大为吸取小组织问题带来的经验教训,首次确立了中央领导体制的若干组织原则,强调全党集中统一领导。中共成功化解小组织问题,对推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和实践“铁的纪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