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戎”族铜器与安阳“族墓地”辨析

铸有"戎"字族徽的晚商"戎"族铜器曾在殷墟西区墓地第八墓区集中出土,但分析墓葬资料可知,第八墓区的墓葬数量只能与扩展家庭的人口规模相对应。根据花东卜辞的记载看,"戎"地即"戎"族族居地,位于今山东省蒙山西侧一带,第八墓区埋葬的仅为出于某种原因迁居殷墟的少数"戎"族成员。"戎"族铜器的研究和"族墓地"辨析,对于准确理解殷墟西区墓地性质、晚商家族形态等热点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河南安阳县中东孟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2021年夏秋,为配合安阳县中东孟、南务等村庄搬迁安置房建设,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后小屯与南务村北部发掘了一处商代晚期聚落遗址,由遗迹分布情况推测属于早年间发现的袁小屯遗址的一部分。其中发掘商代墓葬37座,出土一批铜器、陶器等遗物,在造型与演变上和殷墟遗址有着较强的一致性。这批商代墓葬的发掘,为重视审视殷墟大邑商的概念与范围,以及晚商时期聚落分布、人口迁徙提供了新资料。     

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

殷墟黄组卜辞中的重要方国“尸(夷)方”,学者或释为“人方”,意见长期不能统一。小屯南地H31、H57出土的无名组卜辞也有“尸(夷)方”,都邑地名和黄组卜辞相同,而字明显是“夷”,证明该方国应为“夷方”。无名组卜辞征夷方地名有,与黄组征人方地名有齐、淮(潍)配合,又证明夷方都邑位于淄、潍之间。     

山西保德林遮峪铜器墓年代及相关问题

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一群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     

论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新出青铜器

济南大辛庄遗址M139为2010年重要的新考古发现,该墓葬以其高等级、较多青铜器出土在商文化的周边地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指出M139出土的青铜器具有典型商文化特征,但这些青铜器同时表现出年代滞后的特质,即多数青铜器年代属于殷墟文化时期,却又具有若干较早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特征。这种特质说明M139青铜器属于商文化体系内本地独立生产的青铜器。     

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

东方地区是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营的区域。文化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与当地文化二元对立;这里人口密集,聚落发展稳定,高等级聚落和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贵族与军队首领数量较多,驻扎在晚商文化分布区边界的醜、举、史等多个族氏还参与了征伐夷方战争。结合卜辞和商周金文的记录与相关研究,夷方地望应该在晚商文化分布范围以外、岳石文化后续文化的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等类型分布范围内。     

索氏铜器铭文中“索”字考辨及相关问题

1973年,在山东兖州西李宫村发现一批铜器,见有铜卣、铜爵、铜觚和铜刀各一件,其中铜卣盖内与腹底铸有铭文“蜀册父癸”,铜爵腹内铸有铭文“移父癸”。铜卣与铜爵铭文第一个字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个字,一般认为是“索”,材料公布者认为器主是《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鲁所赐殷民六族之一的索氏。本文在重新考释该字的基础上,对与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论述。     

关于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年代的思考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存的上限约当二里岗上层晚段,下限已到殷墟文化末期。由大辛庄遗存看鲁西地区商文化上限,将有助于商族起源、“中商文化”乃至岳石文化下限和去向等重大课题的研讨;其下限的判定则可为商周文化断代提供标准。     

叶家山曾侯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科技分析研究

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多数器物上有族氏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青铜器流通、商末周初青铜器矿料利用规律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分器”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这批器物有铸造和铸后受热两种组织形态;合金类型以铅锡青铜为主,另有少量锡青铜和铅青铜;这批器物使用的一部分铜料、铅料与曾国铜器和殷墟四期铜器相同,表明商代晚期开发使用的一部分矿料到西周早期还在继续使用中,而商晚期“锡料来源紧缺”,但西周早期曾国铜器锡料供应充足,这些锡料是晚商已开采使用后来被周人掌控,还是周人新开发的,亦需深入研究。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产地问题初论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的产地问题迄今未有定论。本文对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5件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结合以往发表的数据开展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使用了相同类型的原料,且其所用原料与成都平原本土原料类型完全不同,而与殷墟、汉中、新干等铜器群所用原料关联密切,由此可知,至少部分祭祀坑铜器的原料是外来的。此外,祭祀坑中还发现非三星堆特征的铜尊,其圈足上有疑似铸造的三星堆特色的圆孔,暗示有“定制产品”的可能性。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的来源应十分复杂,可能包括殷墟、长江中下游以及三星堆本土等地点。铜器的风格、技术、原料、器用制度在不同层面实现了极为复杂的流动,这同时映射出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的资源流通和文化互动网络。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山东济南刘家庄遗址商代青铜器科学分析研究

山东济南刘家庄遗址发掘出土一批带有铭文族徽的商代青铜器,其形制多与殷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表明晚商时期刘家庄地区居住着一支与商都殷墟有密切关系的氏族。针对该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铜器铅同位素等方面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针对这批青铜器制作工艺、合金技术及矿料特征等科技分析数据偏少,与商都殷墟遗存的关系尚待进一步讨论分析。 本研究选取该遗址三座墓葬中29件青铜器(56个样品)为研究对象,利用扫描电镜及能谱仪、金相显微镜、VG Elemental型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和利曼Prodigy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从青铜器合金组成、金相组织、铅同位素比值及特征微量元素等方面采集数据加以分析,再结合器物形制等考古学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结果表明,刘家庄青铜器主要为铸造成型,合金组成为铅锡青铜、锡青铜、铅青铜、纯铜及铅砷青铜。大部分青铜器金相组织以α固溶体为基体,呈树枝状偏析,枝晶间分布(α+δ)共析体,部分共析体完全腐蚀,Pb相呈颗粒状零散分布或者完全腐蚀,局部区域如孔洞、枝干与缝隙间析出不规则形状铜晶粒。少数器物金相组织内部存在滑移线,推测器物可能经过铸后冷加工。铅同位素比值显示,此批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占比较高,与殷墟二、三期含高放射成因铅器物数据分布范围相对吻合,与殷墟一期、殷墟四期分布范围稍有差异。微量元素总体趋势以高含量Bi、As、Ag元素为特征,结果与殷墟青铜器微量元素分布模式相较接近。综合对比发现,刘家庄青铜器似乎与殷墟青铜器的主体原料相同。从器型上看,刘家庄青铜鼎、簋、觚形制与纹饰风格等,多与安阳殷墟青铜器尤其是与殷墟二期、三期保持较高的相关性。 本研究表明晚商时期海岱地区与殷墟中原地区交流密切,为商晚期青铜器生产来源与流通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该研究深化了对刘家庄商代青铜器本身的认识,补充完善了济南刘家庄青铜器科技分析内容及考古学研究信息,为深入了解商代时期海岱地区与殷墟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商中期青铜容器分期初识

一、问题的提出商代的考古学文化,目前考古界一般认为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以二里头晚期文化为代表,中期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晚期以殷墟文化为代表。本文采用该种分期法。商代出土的青铜容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属晚期的。最早确定为商中期的铜器墓是辉县琉璃阁商代遗址中。此后相继在河南郑州、湖北盘龙城均有发现,至今为止已发现商中期青铜容器的还有山西、陕西、河北、北京等地。对于商中期的青铜器研究正是随着不断的发现,而不断深入的。     

无敄鼎的发现及其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东方的山东、苏北、皖北一带,被称为夷方。商王帝乙、帝辛(纣)时的卜辞和晚商时期的金文,把夷方多写作"人方",而古文献中有时写作"尸方"。夷方在商代中期还是臣属于商朝,到帝乙、帝辛时,曾多次反抗商朝的统治。帝辛征东夷,取得了胜利。安阳殷墟第五期卜辞,多有"王来征人方"的记     

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

著者注：原文发表后，见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际根先生提出的中商文化三期编年说（《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唐氏以陶器为标准的分期与笔者的铜器编年在整体上不谋而合（唐际根、难波纯子《中商文化认识意义》，《考古学杂志》第８４卷第４号，２０００年）。故在本译稿中根据这个分期将原文中的“二里冈四期”、“殷墟铜一期前半期”改称为“中商期”，“殷墟铜二期”开始改称为“晚商一期”、“晚商二期”……请读者留意！ 一、“地方型青铜器”的定义和研究进展状况 商代青铜器的研究由于长时间内是以眦集材料为主进行的，因而出土地点不同而特征有别这一点一直未被作为问题提出来。但是近年来，由于各地出土资料增多，使之与殷墟等中心地区出土资料的比较成为可能。特别是长江流域存在具有独自特征的青铜器这一点正日趋明显。 林巳奈夫在《长沙出土楚帛书十二神由来》一文①中认为，信阳长台关１号楚墓出土的瑟上描绘的鬼神乃是源于商代图象符号中的“几”字形鬼神形象。从此论出发，结合南方地区商周青铜器出土情况，林氏进一步指出这个地方与商代中心区域有过积极的交流，这个地方特有的大型铙，装饰与商代同样的羽毛纹，说明商文化的纹饰要素和它所具有的宗教理念被...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河南开封虎丘岗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

虎丘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罗王镇王陈寨村,发现有较为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除了存在明确的文化层堆积外,还清理出诸多灰坑,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角器等遗物。虎丘岗遗址商文化遗存延续时间较长,其中二里岗时期文化因素较为单纯,年代为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偏晚阶段到上层二期;殷墟文化时期遗存属于“安邱堌堆类型”,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其为豫东地区分布最偏西北的商代遗址,为研究该区域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商族起源与商文化东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何处是“中国”？

谁是最早的“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或（即围）,自之义民。”何尊为成王追述武王功业所制,可见中国一词最晚于两周前期已经出现。     

“与华”系列文字瓦当中的“华”字纠释

“与华无极”与“与华相宜”瓦当,出土极多,据考证,其二者为西汉中晚期瓦当,且仅见于汉华阴故城、汉京师仓、汉集灵宫遗址,此三遗址均在今华阴市市区及周边县城。目前对于“与华无极”“与华相宜”瓦当的考释,将其认定为对“华山”的赞颂以此求寿命长久。根据相关文献和学者研究,从文字训诂与地理人文上对“与华无极”“与华相宜”瓦当中的“华”字进行考释,华在秦汉语境中多指代树木,言华山则是比喻：山形如树木高耸,山势盛大美好。“与华”系列瓦当的释义自然不是简单地和华山一样长久,而是华山赠予某人或某物可以盛大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