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公事在宋代基层治理中的转型

<正>宋代从都城到州城、县城，从镇寨场到乡村里保，广泛置有“烟火公事”。烟火公事仅见于宋代，¹但当时典籍却并未明确记载具体职责。宋亡后，烟火公事随之消失，对应职责更难以厘清。明代以来，不断有人试图解释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或认为掌管火烛，²或认为制作火炬，³或认为防范火灾。⁴其中“防范火灾”说得到今天学者普遍认可。⁵在人居环境大同小异情况下，     

南海Ⅰ号沉船目的地研究——以出土金叶子为线索

<正>南海Ⅰ号其具体年代虽存在多种意见,但差别多在精度,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基本共识⁽(1))。该沉船约有20万件文物,涵盖了瓷器、漆器、竹木器、金属器、玉石器几大门类,尤以瓷器为大宗⁽(2))。基于瓷器流布和文献记载,学界一般认为其目的地是东南亚⁽(3))。根据南海Ⅰ号所见具有异域风格的黄金首饰,也有研究者表达出东南亚及其以远~⁽(4)),乃至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倾向或意见~⁽(5))。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已经证实,东西海路直通贸易至少在唐朝便已稳定开展~⁽(6)),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中的农村人口迁移问题——以墨西哥为例

<正>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1))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2))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3))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4))现代化道路拟解决政治、经济、     

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始建年代及出土造像研究

<正>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地处珲春盆地西部图们江与珲春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图一)。遗址发现于1996年,在历次考古调查中采集到佛像、瓦当、筒瓦、板瓦等遗物。调查材料于2015年发表后^[1],引起了学界关注。有学者撰文,认为该寺庙址与同处珲春盆地的杨木林子寺庙址均始建于高句丽时期^[2]。目前,我国境内仅此两处遗址被推定为高句丽时期寺庙址。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正>叔虞方鼎是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M114晋侯墓的著名青铜器，李伯谦最早指出铭文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之弟、晋始封之君唐叔虞，^①由于牵涉晋国早期历史，遂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对铭文断读、“夨”与“虞”文字学上的关联等已取得相当共识。^②对于方鼎主人身分这一问题，     

西北民族博物馆藏“日月光金”钱币解读

<正>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胡汉二体钱——日月光金(图1),该钱为青铜质,黑漆古,圆形方孔,直径24、穿径5、厚2mm,重5.8g。钱币正面为“日月光金”汉字,楷书,右旋读;背面为胡书,12个字母,字口清晰可辨。对“日月光金”钱的研究,学界曾有三种推断：一种以杨鲁安为代表,认为该钱铸于盛唐时期,是吐蕃的贡品钱,胡书是吐蕃文^[1];一种以杨富学、林梅村为代表,认为该钱是回鹘钱,胡书是回鹘文^[2];另一种以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为代表,认为胡书是突厥鲁尼文^[3]。笔者以考古发掘资料、钱币学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比对古代阿拉米字母发展体系,结合馆藏“日月光金”钱币实物进行重新解读。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莫忘申江话别时——任伯年与金吉石交游考略

<正>任伯年一生为他人绘肖像画甚多,据统计至少有50张以上,¹“一时刻集而冠以小象者,咸乞其添毫”²“求者踵接,无片刻暇”³,可见,他画过的肖像画数量远多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画过的重要师友如：周闲、任薰、胡公寿、沙馥、张子祥、高邕之、吴鞠潭、陈曼寿、吴昌硕、虚谷等,⁴这些人在当时艺术圈都芳誉遥驰,与任伯年过从甚密。其中,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最多。⁵而有些人物的肖像画少为人注意,如“榴生”是谁？     

鲁迅先生与先秦货币

<正>关于鲁迅先生与古钱币,学界早有关注[1])。学者研究的材料来源于日记及其钱币手稿^[2]。2012年,《鲁迅泉志稿图释》出版^[3],该书将鲁迅先生的钱币手稿附以图录清楚地展现出来,其后附有《鲁迅钱币日记》,让我们对鲁迅先生收藏古钱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正>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1))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2))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3))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4))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金陵茶事育“雨花”

<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南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六朝时期,都城建康由此成为当时的茶文化中心。^[1]有学者认为,从茶产业、茶文化代表人物、标志性茶事、茶文化经典集中之地来衡量,南京堪称东晋、南北朝之“茶都”。^[2]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以茶为赐、以茶为礼、以茶祭祀都源起于六朝的南京;南唐建立了“北苑茶”体系;“茶圣”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试茶亭;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新风尚;     

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古史重建的社会学路径——读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

<正>自史语所建立以来,以考古学方法寻找“新材料”,从中梳理出可信历史,是古史重建的通常办法⁽(1))。不过,“新材料”仅是与“旧材料”相对而言,过去没有见到的史料,本身不等于新的智识。所谓史料,总是人的产物,人必处于特定的集体现象中。观看史料时,学者必怀有对集体现象的理解,方可使其不失为人产生的东西。在此过程中,学者也可修正自己的理解。故在新材料的喷涌及考古学方法⁽(2))的发展外,古史重建运动的新意,还应体现于对社会的新理解,如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所云“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文明与文明史研究的再思考

<正>中国上古典籍中早有“文明”一词,大意指人文彰明,⁽(1))与现代历史学中的文明概念所指不同,后者是由西语civilization转译而来。该词在16世纪欧洲已普遍使用,18世纪后期成为指称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及状态的主要概念,与野蛮相对。⁽(2))19世纪以后,在继续保持与野蛮相对的含义同时,文明愈来愈多地被用来表示从精神特质角度考虑的文化共同体。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     

金陵折扇制作技艺历史源流与艺术特色

<正>明清时期，南京和苏州、杭州、荣昌四地是折扇的主要产地，很多文人学者赞曰“南京折扇名天下”^[1]“吾乡造作，折纸扇骨素有盛名”^[2]。清代盛期，南京生产的折扇曾列入常贡，远呈皇宫，这些足见其不俗的品质和地位。如今，苏州檀香扇、杭州王星记扇、四川龚扇、荣昌折扇等制扇技艺相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南京的“金陵折扇制作技艺”作为江苏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仍需加强价值挖掘和保护传承，通过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亮出这一文化名片。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新体系

<正>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学科专业目录包括14个学科门类,其中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列有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学界对此反响热烈。《光明日报》《学海》等报刊为此发表了众多学者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与层面论述设立“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意义。⁽(1))首都师范大学还于近期成立了新的学科平台——国别区域研究院。应该说,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社会与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正>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