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洛阳城里坊门的形制

隋唐洛阳城实行了严格的里坊制,普通百姓的居住区被限定在里坊内。里坊基本呈方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坊门,坊门严格按照律法定时启闭。以隋唐洛阳里坊门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壁画、碑刻等材料对坊门的记载,以及唐代建筑研究成果,可以推测隋唐洛阳城里坊门有单层式与城楼式两种样式,坊门屋顶采用级别较低的悬山顶。     

北朝隋唐都城空间区划制度的演变——以“坊”“里”的使用为中心

都城空间区划制度与对都城内主要城市景观的称谓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最基本的都城空间区划制度有里制和坊制两种，因此主要城市景观的名称也就为里或坊。就北朝隋唐时期而言，首都居住区里、坊的称谓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是官称与俗称的关系。在北魏洛阳，空间区划制度是里制，坊实际为落实治安管理的一种手段。在坊建好后，被围墙围绕的封闭区域也开始可以称为“坊”，此后，坊、里在指代空间位置时就可以等同了。不过，北魏洛阳涉及治安事务时才用坊表示居住空间，因此墓志所见城中居住区都为某某里。隋文帝正式在都城实行坊制，确立了坊在指代居住空间时的官方地位，由此才形成了坊、里官称和俗称的关系，但里代指居住区的用法并未改变，唐代坊、里的混用实源于此。     

《洛陽伽藍記》所見一王二宅

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孝文帝定鼎洛陽時,"故都城制云,城內惟擬一永寧寺地,郭內惟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由此可知在孝文帝時期的洛陽城市規劃中,城郭之內本沒有爲私人營造佛寺留下位置。在孝文帝的規劃中,城郭之內的土地也不會處於閑置狀態,應已劃分爲各個里坊,在里坊中則疏密不等地分佈着大小不均的私人住宅。《洛陽伽藍記》所記載的大量寺廟,基本都由這樣的私人宅邸改建而成。私人住宅轉變爲佛寺的方式,也就是常見於《伽藍記》的"捨宅爲寺"。     

唐长安城善和通化两坊考

坊(里),是唐长安城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外郭城中商业市场,寺观庙宇、居民住宅的分布区。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各五十四坊总计108坊,东属万年县,西属长安县,布局方整对称,街衢宽直。这些坊(里)的名称和位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中已基本载明,成为研究唐长安城坊的权威性著作。但此书的宋刻本早已失传,现在通行的是清乾隆四十九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所刻印的灵岩山馆本,此本朱雀门街西     

历史的凝思——洛阳博物馆新馆建筑创作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洛阳缔造过无数的传奇,特别是夏、商、周以降,先后十三个朝代于此建都,以洛阳为中心形成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洛阳博物馆新馆的建设用地位于洛阳新区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北侧,地幅广阔,周边即是隋唐洛阳城里坊区的遗址。受到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要求,建筑限高15米。高度制约加上巨大的面积需求,决定了建筑的扁平体量,建筑的第五立面成为需要突出考虑的因素。     

河南南阳市辛店熊营汉画像石墓

200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隋唐洛阳外郭城东北里坊区内发掘了5座烧窑遗址,出土有长方形砖、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瓷器、釉陶器及陶器等生活用具。根据烧窑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再结合与临近地区窑址的比较,推断该窑址应属于隋唐时期的官营烧窑作坊遗址。     

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外郭城五座窑址的发掘

200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隋唐洛阳外郭城东北里坊区内发掘了5座烧窑遗址,出土有长方形砖、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瓷器、釉陶器及陶器等生活用具。根据烧窑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再结合与临近地区窑址的比较,推断该窑址应属于隋唐时期的官营烧窑作坊遗址。     

秦琼嫡孙秦晙墓志与唐代高僧湛然

大唐开国一等功臣秦琼(字叔宝)声名煊赫,但两唐书之传纪则惜墨如金。其祖、父及子、孙辈信息一概阙如。以秦晙墓志与此前五方秦氏家族墓志比照,可排出其数代家族世系,这对两唐书具有补遗的作用。秦晙墓志之书者洛阳"大福先寺沙门湛然",亦曾为其他葬于洛阳一带的四位墓主书丹墓志铭(或兼撰文与篆额)。但《洛阳新获墓志》等多种著录,却将籍贯汉阳之"洛阳大福先寺沙门湛然",误认为是籍贯晋陵荆溪且一生从未到过洛阳的"天台宗九祖湛然"。对此,当应加以辩证。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     

唐代东部天津桥史

2000年，洛阳的考古工作在市区洛河南北两岸，发掘出唐宋时期洛河石堰与桥墩。石堰延绵达数公里；桥墩下垫枕木，上铺方石，联以腰铁。这便是多种献记载、久享盛名的唐代东都天津桥遗址，东都天津桥初创于隋，为木船浮桥。唐改为石柱桥，是东都城内连接洛河南北即联通里坊与皇城的第一大桥，是由洛阳经南路西行长安的必由津梁。     

清末南街文儒坊公约

正坊墙之内,不得私行开门并奉祀神佛、搭盖遮蔽、寄顿物件,以防疏虞;三社官街,禁排列木料等物。光绪辛巳年文儒坊公约【译文】坊墙之内,不得私自开挖朝向坊巷的门,也不得在坊内供奉神佛、搭棚、积存物件,以防疏忽失误;立三社的大街,不得排列木料等物品。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建立功臣庙,并亲自确定功臣的位次,以徐达为第一,下面依次是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等人。徐达能够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第一功臣,不只是因为他是朱元璋的老乡,     

北宋东京皇宫布局复原研究——兼对元代《事林广记》中的《北宋东京宫城图》予以勘误

北宋东京皇宫,可划分为宫殿及后苑区、中央官府区及内诸司皇家服务区。其中宫殿区,以东、西华门大街为界,又可划分街南外朝与街北内朝两区;中央官府区主要分布在东、西华门大街以南,以大庆殿、文德殿为主;内诸司皇家服务区主要分布在皇宫西北一带,主要包括殿中省、宣徽院、皇城司、内香药库、翰林御书院等。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     

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两座北魏墓的发掘

1987年,在洛阳市吉利区发掘了北魏时期的吕达、吕仁父子墓。墓葬的分布位置符合当时的埋葬制度,两座墓出土的随葬品处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的转变期,形成前、后期不同风格的组合。吕达墓所出嵌蓝宝石金戒指及胡俑等,是北魏迁洛以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见证。     

洛阳邙山唐代古村传承考

唐代的洛阳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化中心之一,这座世界东方的大城市,自宋代以来逐渐荒芜湮为田野。20世纪后半叶,考古工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搞清了这座天下名都的轮廓与里坊布局。而城外的郊甸乡村,本来就处田野之中,它们的范围与     

画像石墓与东汉时代的社会

汉代社会厚葬之风不仅有文献的记载,从实际的考古调查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特别是东汉时期昌盛起来的画像石墓,它以石材构筑墓室,上面雕饰各种各样的画像,反映了东汉时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以150多座画像石墓为例,谈谈画像石墓与东汉时代的社会。这里,首先对汉画像石墓的分布地域、构造、时代作一简单描述。通过排比,可以看出,这种画像石墓的分布有几个中心区域。本文以画像石墓最盛行的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为基准,分为A—E五大区域。A区:河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以东汉时的荆州剌史部,特别是南阳郡为中心);B区:山东全境、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青州、兖州、豫州、徐州、扬州剌史部);C区:陕西、山西北部(并州     

浅析北魏时期洛阳的社会风貌——以《洛阳伽蓝记》为例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北魏洛阳佛教寺院布局及其形制的作品,同时也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实。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本文从北魏时期的经济状况、里坊形制、饮食等方面窥视当时的社会风貌。     

泉州牌坊浅谈

<正>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     

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

本文运用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结合城市历史平面空间复原图及历代相关史料记载,以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区为研究起点,详细考证复原出明、清两代的城内街巷及坊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宋、元及明代前期的"坊"的实际形态,认为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宋元坊的史料系统中的"坊"实即巷弄和牌坊的混称;"以坊统巷"即坊街干道内含支巷。"以乡统坊"现象在嘉兴为常态,且城内明、清时期的坊区应与宋代的"界"有所联系,宋代嘉兴的城市管理应呈现由附郭嘉兴县管辖的乡、界、坊(巷)三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