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黄尹”身分考——兼论商代配祀制度

<正>甲骨文宾组卜辞常见名为“黄尹”的祭祀对象。关于黄尹的身分，学界历来争讼不已。有学者认为黄尹即伊尹，仅是称谓不同；也有学者认为伊尹和黄尹是两个人。林宏明已对各家观点作过梳理和归纳，¹此不赘述。现今学界多赞同二者为同一人，但仍有不同意见。²黄尹与伊尹“同人异名”和“分属两人”两种意见及涉及的相关问题，是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莫忘申江话别时——任伯年与金吉石交游考略

<正>任伯年一生为他人绘肖像画甚多,据统计至少有50张以上,¹“一时刻集而冠以小象者,咸乞其添毫”²“求者踵接,无片刻暇”³,可见,他画过的肖像画数量远多于我们今天看到的。画过的重要师友如：周闲、任薰、胡公寿、沙馥、张子祥、高邕之、吴鞠潭、陈曼寿、吴昌硕、虚谷等,⁴这些人在当时艺术圈都芳誉遥驰,与任伯年过从甚密。其中,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最多。⁵而有些人物的肖像画少为人注意,如“榴生”是谁？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中的农村人口迁移问题——以墨西哥为例

<正>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1))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2))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3))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4))现代化道路拟解决政治、经济、     

疏密有度——清代宫廷所用梳篦说略

<正>一、中国古代梳篦的概念及类别1.梳篦概念关于梳篦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记载：“赫胥氏造梳,以木为之,二十四齿,取疏通之意。”^①赫胥氏即上古的炎帝,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据考古发现梳篦在六千年前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在《说文解字》中有“栉,梳篦之总名也”^②的记载,清代朴学大师段玉裁对此的解注为“疏者为梳,密者为比”,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正>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1))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2))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3))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4))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阿卡德帝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正>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是指约公元前2316至公元前2173年,由萨尔贡(Sargon)建立,从萨尔贡到沙卡里沙(Sharkalisharri)四代共五位君主统治的两河流域统一王朝,有时候也称为萨尔贡帝国、阿卡德王朝或萨尔贡王朝。⁽(1))阿卡德帝国通常以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帝国”著称,萨尔贡、纳兰辛(Naram-Sin)更作为君主的正面或者负面典型在后世的两河流域传颂。⁽(2))     

叔虞方鼎与西周初期的唐晋因革

<正>叔虞方鼎是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M114晋侯墓的著名青铜器，李伯谦最早指出铭文中的“叔夨”就是周成王之弟、晋始封之君唐叔虞，^①由于牵涉晋国早期历史，遂引起广泛关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对铭文断读、“夨”与“虞”文字学上的关联等已取得相当共识。^②对于方鼎主人身分这一问题，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金陵茶事育“雨花”

<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南京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六朝时期,都城建康由此成为当时的茶文化中心。^[1]有学者认为,从茶产业、茶文化代表人物、标志性茶事、茶文化经典集中之地来衡量,南京堪称东晋、南北朝之“茶都”。^[2]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以茶为赐、以茶为礼、以茶祭祀都源起于六朝的南京;南唐建立了“北苑茶”体系;“茶圣”陆羽踏足栖霞山留下试茶亭;朱元璋“废团茶而兴散茶”,开启“茶为国饮”新风尚;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正>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     

西北民族博物馆藏“日月光金”钱币解读

<正>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胡汉二体钱——日月光金(图1),该钱为青铜质,黑漆古,圆形方孔,直径24、穿径5、厚2mm,重5.8g。钱币正面为“日月光金”汉字,楷书,右旋读;背面为胡书,12个字母,字口清晰可辨。对“日月光金”钱的研究,学界曾有三种推断：一种以杨鲁安为代表,认为该钱铸于盛唐时期,是吐蕃的贡品钱,胡书是吐蕃文^[1];一种以杨富学、林梅村为代表,认为该钱是回鹘钱,胡书是回鹘文^[2];另一种以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为代表,认为胡书是突厥鲁尼文^[3]。笔者以考古发掘资料、钱币学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比对古代阿拉米字母发展体系,结合馆藏“日月光金”钱币实物进行重新解读。     

南海Ⅰ号沉船目的地研究——以出土金叶子为线索

<正>南海Ⅰ号其具体年代虽存在多种意见,但差别多在精度,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基本共识⁽(1))。该沉船约有20万件文物,涵盖了瓷器、漆器、竹木器、金属器、玉石器几大门类,尤以瓷器为大宗⁽(2))。基于瓷器流布和文献记载,学界一般认为其目的地是东南亚⁽(3))。根据南海Ⅰ号所见具有异域风格的黄金首饰,也有研究者表达出东南亚及其以远~⁽(4)),乃至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倾向或意见~⁽(5))。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已经证实,东西海路直通贸易至少在唐朝便已稳定开展~⁽(6)),     

百年海复镇——张謇创建中国垦牧第一乡

<正>19世纪末，张謇胸怀“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1]3的宏图大略，着手筹办通海垦牧公司。“中国之有垦牧公司，创举也。行于穷海尽处百余年荒漠之滩，高止有天也，下止有海也，须行而自为路，须渡而自为梁，须居而自为庐舍，须垦且牧而自为沟洫町场，无不创也。”^[1]51按计划，辛丑年(1901)“十月正式开工，     

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正>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后汉书·乌桓传》“氀毼”考

<正>乌桓，或作乌丸，是我国秦汉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原与鲜卑同属东胡部落。《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则云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2))。看来“氀毼”作为乌桓特有的织物，已早为史家所关注。但有关乌桓的传世文献甚少，氀毼与缕毡是否为同一织物，氀毼究竟为何物，历代史家见解不一。     

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士林与仕风的影响

<正>中国士大夫，从广义上说就是有文化的读书人，不论入仕与否。张仲礼将其中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的，称为绅士。^[1]这种绅士也是广义上的士大夫。清末有人指出：“本城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均谓之绅士。”^[2]这个定义较为符合实际，绅士并不包括现任的官员，仅仅是在乡的“绅衿”的通称。为了区分方孝孺“伉直受祸”遭诛十族对不同群体(阶层)的影响，笔者把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有功名并进入政府体制内的这部分人称为“仕”即官员，     

神圣罗马帝国与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史编纂

<正>“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2))以上是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这一表述未必是伏尔泰的本意,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承认,“德意志帝国是法国最强大的邻邦”。⁽(3))但上一表述流传甚广而成为“共识”,从而遮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中欧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