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志要解决“官书性”和“社会性”的矛盾

王卫明在《地方志的“官书性”和“社会性”》(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诸多特性中,还应加上“官书性”和“社会性”。官书性主要体现在修志体制及志书的权威性方面,社会性体现在志书的内容和功能两方面,二者是一对矛盾体。     

“辨证”视域中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体现和运用。本文立足于“辨证”的认识视野,审视和解构了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文章认为,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辨证统一;“主体性”和“社会性”的辨证统一;“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辨证统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辨证统一;“多元性”和“主导性”的辨证统一。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马来西亚的王氏宗亲会馆

海外宗亲会馆是海外华人为了生存而成立的互助性质的民间社团机构,大致包括三个类型:①地缘性的,如“福建会馆”、“海南会馆”等。②业缘性的,如“出租车公会”、““建筑业公会”、“咖啡商公会”等。③血缘性的,如“王氏宗亲会馆”、“张氏宗亲会馆”等。新加坡有一个“汾阳会馆”,从字面上看是地缘性会馆,其实是血缘性的会馆,是郭氏宗亲的会馆,之所以命名“汾阳会馆”,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汾阳王”郭子仪。海外华人对会馆非常重视。从理论上说,海外人士认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太平”,人类文化之进展,国家社会之繁荣,有赖于族人之     

近现代“群众”观念及其内在张力——“群众”概念两个层面的现代转换

“群众”概念在近现代经历了从否定性涵义到肯定性涵义的转换,同时近现代历史客观上也显示了“群众”作为集体的力量和作为社会历史创造者的能量,但其间也凸显出对于“群众”的双重态度和矛盾心态;从另一层面而言,在历史文本和叙述中呈现出来的“群众”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对象性、客体性概念。这些因素形成了近现代群众观念的内在张力。考察汉语语境中“群众”概念的源流,分析形成群众心理和群众意识的社会基础,认识其历史与现实问题,对当代社会确立公民主体性意识,避免西方现代“无(非)主体性”大众社会问题,促进现代“群众”承担社会主体性义务、责任和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关键问题在于“群众”及其意象从对象(客体)性境遇,到“群众”或“人民”自身的社会历史主体意识及相应社会责任、义务自觉认同的转折。     

王阳明乡治思想及实践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在社会控制实践中颇有建树的实干家,他在“知行合一”理念的指引下,践行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如果说他在贵阳龙场悟道期间是在做理论积淀,那么他在南赣期间的一系列措施则是他社会控制思想的物化结果。王阳明的社会控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建设与对乡民的行为控制。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该历史观认为,“调和”是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正是社会各因素“调和”的作用,社会历史运动呈现承续性、渐变性、循环性的特点。从调和史观出发,章士钊主张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宽容与妥协。     

旅游者"符号性消费"行为之思考--由"雅虎中国"的一项调查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某些社会阶层的消费行为呈现出符号化、时尚性、讲究身份象征等倾向,即所谓“符号性消费”。本文从“雅虎中国”网的一项调查入手,通过云南元阳梯田案例,证明这一现象在旅游消费行为中也客观存在。某些旅游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时尚追求,选择到哪里旅游、怎样旅游,都能体现出人们对自己社会角色扮演的定位和评价,以及对自己地位区隔的认可和接受。这种“符号性消费”行为对旅游地的社会建构意义应该引起关注。     

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

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形态问题 ,几十年来大多是围绕着一个“定势”做些“加减”性的讨论。近年来有跳出“定势”的萌动。然而就我而言 ,尚未想从“定势”中完全跳出去 ,只想多少做些调整或修正。具体而言 ,就是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 ;其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 ;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 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 ,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 ,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 ,或者说解释力最强。…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探析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媒介哲学视野下博物馆元宇宙展示的媒介性审思

在媒介哲学的视野之下,对博物馆元宇宙展示的媒介性考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突破“博物馆讲好故事”的表征性研究范式。探索元宇宙展示的媒介物质性和非表征性,一方面从媒介“符号-表征”的结构转为“物质-社会”关系的认知范式,阐释其本质是一种社会聚合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博物馆元宇宙展示的生成机制是经由物与展览的再媒介化而生成新媒介的动态演绎过程,以实现人主体性的递归,完成人的具身认知到生成认知的转变,从“权力-文化”表征性思维转向“身体-实践”。媒介哲学视野不仅树立了元宇宙展示的理论框架,在方法论层面也具有指导意义。     

社会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型的内涵与研究前沿方向

根据国外名学的观点与权威献,论述社会地理学社会—化转型的学科内涵,重点探讨了“新”社会地理学的理念、研究的主体内容与前沿方向。全从社会—化转型的角度认定“新”人地理学是一门探索性的社会科学,它的社会—化空间性为其他社会科学挖掘其学科内涵拓展了思路,并为它们指引空间延伸的方向与内容。第二,探索性地总结了“新”社会地理学主体研究内容、结构及其目标。即“社会空闻结构”的综合理念及其进展。第三,探讨了新社会地理学与其他“新”人地理学分支学科交叉研究的前沿方向,及其相关的较为成熟的学科内容及其研究框架。全揭示学科边沿性越来越模糊的新社会地理学的基础原理是人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分析与探讨问题的理念基础。     

曾国藩政治思想的文化特性

作为近代湖湘士人的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显赫事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他的政治思想又集中体现了诸多鲜明的文化特性,既充满着”恢复民族固有美德”的守成性,又蕴涵了“倡导社会自强新政”的维新性,还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执两用中、刚柔互用”的中庸性。     

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

经济一社会史的英原是“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经济—社会史研究在欧美各国历史学界和高校经历了几十年不同程度的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现在,我们愿借此机会对经济-社会史的来源、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做一概要性的述评,以进一步推动和开拓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方志编纂呼唤时代话语——《广州市志（1991—2000）·人民生活志》读后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史志学界展开了地方史志“官方性”与“社会性”关系的热烈讨论。处身变革转型的新时代,如何在“官方话语”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为第二轮志书编修创新之关键。     

村上春树的散文创作论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散文创作,有一个鲜明的内倾性特征,即“自我之歌”。这个“自我”在内容上呈现为“生活外貌上的自我”、“与他人相关的自我”和“与社会相关的自我”,在形式上则通过爵士语言和节奏、散文结构“二重奏”、图文并茂及列项说明来加以阐释。对这个“自我”的成因与意义进行探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村上春树的散文创作及其作品内涵,存在一定的理论价值。     

论民国时期民族经济融合中的政府力量--对广西边疆稳定基本构成要素的新认识

民国时期,桂系集团所实施的治桂方略中,“控制”和“发展”的成分共存。由于其立足点为开发经济、促进民族融合,因此为后来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边疆地区的稳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政府力量之所以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既取决于其职能的转变,也取决于相关社会因素的推动。     

论新安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徽州的影响

由宋至清,程朱学说及其继承者新安理学,在徽州地区作为封建的正统思想维系了近700年之久,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一在宋代的思想领域中,理学占统治地位。宋代的理学,亦称“性理学”、“道学”和“新儒学”。它是以儒学的“忠、孝、仁、义”为核心吸收了释家的“超脱”、“修行”与道家的“无为”、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