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顾委七位老大姐讲故事

正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82年党的十二大成立,到1992年十四大撤销,历时十年。中顾委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新老交替,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时也鉴于老同志是我们党的骨干,还需有个过渡性组织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十年间,中顾委委员作过两次调整,有进有出。年老多病的退出中顾委,仍在一线工作的老同志分批进入中顾委。据统计,先后进入中顾委的委员共     

中顾委开于光远的生活会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召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和张光年。于光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党内经济学家,中顾委委员。     

《广西地方志》编刊感言

1985年秋,我从军事机关转业来到广西通志馆,分配到《广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1月更名为《广西地方志》,10月获国内统一刊号)编辑部工作。1986年起任编辑部主任,接着又任常务副主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退休,一共15年。这十几年中,我有许多感受。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见本刊2013年第12期）和张光年。     

忆国史研究事业的开创者——邓力群同志

正邓力群同志年长我5岁,虽然早年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我对他是闻名已久。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担任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的秘书长。当时按照会前的中央人事安排,作为上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是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他自身以外的原因,力群同志出人意料地连续在中央委员     

一次难忘的采访

1987年1月16日上午,我刚到办公室不久,忽然接到共青团花溪区委员会打来的电话,说今天团委将组织花溪地区50多个单位的共青团员到董家堰村植树,营造青年林。并说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将率领中共贵州省委机关和共青团贵州省委机关的同志们前来参加植树。     

《抗日少年刘剑与伍修权将军》一文与史实明显不符

读《文史春秋））1997年第6期所刊刘邦琨作《抗日少年刘剑与伍修仅将军》一文后,发现文中所写的“伍修仅将军”与原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的个人经历及史实明显不符。由于我曾多年为伍老整理回忆录,现正写作《伍修仅传》,对他老的历史进行过全面了解与认真查考,在贵刊所发此文中写到的1940年到1943年间,他于1941年以前在甘肃兰州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1941年以后在延安任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局长,在此期从末到过山西,也从未作过地方秘密上作,更从末在山西岭县直接指挥过游击队。无论是伍老的历史档案还是他的回忆…     

小说《刘志丹》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了李原的文章《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对小说的第二次处理是在1986～1987年,中顾委有关老同志参与其中。本文仅就当时情况作些补充,希望有助于人们更为     

规范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我国人大制度自1954年建立至今,已运行了58年。我有幸在1979-1987年间在全国人大常委机关(法工委)工作过8年,亲历过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制度的某些革新与进步,也一直关注着人大制度的得失与缺陷。和许多政法界的朋友以及普通民众的观感差不多,觉得人大的权力与权威还没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意志还未能通过人大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对人大制度的理解及会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蒋家第一代王朝已画上句号——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五十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     

我的砂布鞋

佛语云:一沙一世界。我们从本文的砂布鞋中,不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了么?只是用砂布做鞋甚至做床单,似有些离奇。从1960年到1964年(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五年间,我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这对现在的年青人来说,是很难置信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正1979年4月,全国人大新成立法制委员会,那时彭真刚恢复工作,任法委会主任,王汉斌任办公室主任,手下缺干部,就把我调去。我是50岁才调到法工委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谓晚年改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在法工委工作8年,先后任理论组组长、民法国家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秋,我想专搞学问,离开了全国人大到中国法学会,当了研究部主任,那年59岁了。干了一年就到60岁,一刀切让我离休。     

在全总工作期间我见证的中苏关系

1949年12月我从哈尔滨外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工作,直到1957年1月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我在全总工作的七年间,作为翻译,参与、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间的一些外事活动,这为我以后在中办翻译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72年前后我在对外友协二三事

1971年冬天,我接到通知,任命我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负责对外友协机关党务、行政和外事方面的一部分工作.从1971年底到1972年10月,有几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延安十年

正1937年1月1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一直到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在这十年间,延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心,照耀中华民族前进的灯塔。延安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走向胜利的辉煌时期。     

空中小菜园也丰收

干过十年知青(1962—1972)点豆种瓜,就是植树造林,在我滴下血汗劳动过的河南黄泛区黄土地上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道,而且是有劳必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上大学后,进解放军部队当翻译官,还干过武警的团政委,1987年转业又到大机关国家体委干外宣工作;改革开放处处是高楼平地起,似乎是离我早日熟悉的黄土地越来越远了,离庄稼、离森林更是越来越陌生起来。不然我最后定居在朝阳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风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大运河拍摄故事

2008年我开始围绕大运河进行创作,从京杭运河到隋唐运河,六年间共拍摄十次,至少有七八万张照片。2011年受文研院委托,我开始为大运河申遗进行拍摄。     

在中央苏区

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的。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到1934年10月,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这是联络的“介绍信”。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住在瑞金城里。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祠堂里。祠堂前临池塘,水清见底,塘边种着垂柳。村子不大,松林掩映下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