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地理考证成就拾零

司马迁的地理考证成就拾零吴起太史公司马迁不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史记》这部千古名著,博大精深,字里行间包容的地理知识至为广泛,除《货殖列传》、《河渠书》、《天官书》等典范之作而外,他的地理思想尚涉及到其它诸多...     

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认为,《史记》乃司马迁本人自命名,此说有误。赵翼《陕徐丛考》、朱药《笥河文集》、梁玉绳《史记志疑）、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均有考证,并指出其错误,王国维举出（史记）中“凡七称‘史记’（实际应为十三称）,皆谓古史也”还列举双人称“史记’一词皆为古史籍的例子7例,皆不指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本人自命其书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书自序第七甘）。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两汉人多因袭这个命名,称（太史公…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论《商颂》为商诗

关于《商颂》的时代问题,在汉代便有重大的争论.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商代的作品,以齐、鲁、韩三家诗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宋国大夫正考父的作品.自汉束至唐,《毛诗》学派的意见曾占主导地位.但自宋之后,特别是在清代,三家诗学派的意见又重新占了上风.因此近现代《诗经》研究者多信从后说,或有所发展,即认为《商颂》虽非正考父所作,但仍属宋诗.王国维即持此说.现在流行的几部《中国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

《史记·律书·历书》考释刘操南中国正史在二十四史中,撰天文志、律历志的有十七史。《史记》首创八书,将《律书》、《历书》、《天官书》分为三书。《汉书》将《律》、《历》两书合为《律历志》。此后各志,有分有合。司马迁对于《律书》、《历书》两者关系有其观点。...     

南怀仁《穷理学》的主体内容与基本结构

南怀仁的《穷理学》是明末清初中西会通的集成之作 ,但毁失严重。本文通过对南怀仁的“穷理学”概念、《穷理学》一书的编撰背景和编撰方式 ,以及现存的《进呈〈穷理学〉书奏》和 1 4卷《穷理学》残本的内容等三个方面的分析 ,认为《穷理学》包括逻辑学与方法论及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测量、力学与机械、生物学与医学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并按照 5卷为一端的形式共形成 60卷。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剔除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然神论 ,并融合中国传统格致知识 ,以演绎推理构成全书内容。该书反映了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的总体概况。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以下简称《外传》)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说解《诗经》著作,也是汉代今文诗学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部较为完整的著作。然据《隋书&;#183;经籍志》著录,此书隋唐之际,卷次增多,已非其旧,成为学界不解之谜。且自宋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甚至“无关于《诗》义”。这类否定《韩诗外传》说《诗》性质的观点渐被奉为权威,影响深远,以至《外传》一直不受《诗经》研究者的重视。对     

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

我国讲天文的专门书籍,最早的当推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甘德所写的《天文星占》八卷和石申所写的《天文》八卷,成书约在公元前370年到前270年之间,比希腊著名天文学家伊巴谷的活动年代约早两个世纪。可惜这两部书早已失传,现存的《甘石星经》一书,系宋代人的辑录,远非本来面目,其中关于行星的知识完全没有,关于恒星的叙述也仅有中官和东、北两官,还没有     

司马迁与董仲舒

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大师,司马迁曾闻道于董仲舒。拙文仅就司马迁和董仲舒二人思想的承续及区别,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以礼说《春秋》”实发于司马迁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四《春秋》的《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一节,引述《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提出的“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问题时的内容后,评论说:“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并且说“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     

《史记》所用“我”字说

在阅读《史记》的《纪》、《表》、《世家》等部分时 ,常能看到诸如“秦伐我”、“魏败我于……”之类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我”字是代表的某一诸侯国 ,但称“我”应是春秋战国当时人的语气 ,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史记》 ,理应直呼国名 ,但他用“我”字 ,显然不合逻辑。不少学者以“我”字为司马迁作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原文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本文即是对此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 ,并进而对《史记》的部分资料来源作出一种推测     

司马迁生年新证

关於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争议颇多。目前主要集中为两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和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经对有关文献记载仔细研读、分析，以及逻辑推理，可认定司马迁出生的时间在其父司马谈掌“天官”之职以后。由此，进一步确证司马迁出生於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是正确的，而认为司马迁出生於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则是失察的．     

李长之“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驳论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公元前145年与公元前135年两种说法。公元前135年说(亦称建元六年说)者,学术界一般以郭沫若为代表,其实祖述者为李长之。李氏举证十条以立其说,文章题称《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以下行文简称"李文"),最早发表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一卷二期,后收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李文发表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到了1955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太史公行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司马迁“卒于太始四年说”献疑——太史公卒年考辨之三

一关于司马迁的卒年与死因,由于《汉书》缺载,遂或一大疑案。汉唐以降,学者们为解决这一重要课题,耗费了诸多心血,提出了种种假说或论断。在纷纭异说中最具影响的,首推王国维先生的司马迁“卒年与武帝枢终始说”,次数程金造先生的司马迁“卒于武帝以后说”。这两说尽管持论各异,取证不同,但却不谋而合地都认定: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后,尊宠任职,安享天年。但据我的固陋之见,这两种“善终说”并无坚实的基础。王先生的大前提——至迟在后元二年郭穰已为内谒者令,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他的小前提——内谒者令即中书谒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

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占有极其光荣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人们都公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一书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涉及到广泛的科学领域。比如说,从《史记》一书中反映,司马迁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等等。由于他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过于光辉,以至他在其他科学方面的成就都被掩盖起来了。然而,当我们深入地来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早期历史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把司马迁及其《史记》抛开一边不予置理。特别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贡献尤其是不可抹煞的。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     

洪武《平阳志》作者考

洪武《平阳志》是现存最早的山西方志刻本,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该志被发现时已是残书,全书并无编纂者信息。《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认为洪武《平阳志》作者是张昌。经考证,明洪武年间平阳府至少修有两部府志,一为现存洪武《平阳志》,另一部为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且张昌《平阳郡图志》成书于洪武《平阳志》之后。洪武《平阳志》作者不是张昌,应为序中所载之“二贤守”。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一、顾炎武提出的问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寓论断于序事”,这确切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顾炎武指出这个问题来,对于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大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