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中国的贝利亚”在延安

康生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通过诬陷迫害他人来谋取个人权益的野心家。提起康生,人人都知道他是党内大奸,但对于其怎样一步步变得让人闻之色变,又怎样"功德圆满"成为"中国贝利亚"的却知之甚少。《解密档案:"中国的贝利亚"在延安》一文将康生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阶段——延安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精心梳理,以揭露其进身之路。     

贝利亚之死与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

1953年 3月 5日斯大林去世 ,3个多月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部长贝利亚就被逮捕 ,时隔半年又被处决。贝利亚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后如此迅速地被从肉体上消灭 ,而且是被他从前的同事和战友消灭呢 ?贝利亚之死留下众多疑云 ,有关其死亡时间、死亡方式以及功过是非 ,40余年来众说纷纭。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新档案的公布 ,对贝利亚的评价更是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分析斯大林死后苏联高层的权力斗争 ,从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找到贝利亚死亡的真正原因。一、斯大林去世后最初的权力结构斯大林的去世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形成了一个…     

贝利亚的真面目

贝利亚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内务部长的要职,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是苏联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贝利亚还曾领导苏联原子能委员会,为成功研制原子弹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获得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被称为"苏联原子弹之父".但在1953年6月下旬,苏联当局突然逮捕并处决了贝利亚(时年54岁),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贝利亚事件".此后,贝利亚被说成是"为外国资本利益"服务的"叛徒"和"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西汉淮南王刘长“谋反”与死亡之谜

正公元前179年,"临朝称制"多年的吕太后死后,开国功臣集团核心人物周勃、陈平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宫廷军事政变,剿灭了吕氏外戚集团。其后,在推举新皇帝人选时,进入大臣们视野的是三个宗室封王:齐王刘襄、淮南王刘长、代王刘恒。最后的结果是代王被选中,入继大统而成为汉文帝。刘襄因为受到政变核心人物的排斥,郁郁而亡。刘长只相当于走程序的"差额候选人",其实没有任何     

李先念与“不折腾”原则考

"不折腾"原则是陈云与李先念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提出来的。李先念还就"不折腾"的类别、意义、重点时段与保障措施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不折腾"原则的提出,直接推动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出台,促使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进而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

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 ,苏联接连出现了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 ,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境 ,贝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 ,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 ,其中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是导致他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     

李昌平 “新土改”最需要放权给农民

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中国农村未来改革设计了一条新的路径,最终目标是用城乡同权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为何进行"新土改"?"新土改"将何为?本刊为此专访了三农专家李昌平。     

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毛泽东提出"放权"改革的历史动因和理论依据,阐述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地总结和分析了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特征.认为毛泽东"放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是他的"放权"改革没有触及国家与企业的实质关系,也未能真正理顺中央、地方、企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分权主要是行政分权,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将以"放权"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放权"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上没有掌握好一个合适的界限,"放权"和"收权"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怀念胡宏同志

<正>中南海的新客人1982年6月14日,中央下发了调整江苏省委领导班子的通知。通知指出:"胡宏同志因工作需要,中央决定调离江苏,另有任用。"消息传开,一时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胡宏在江苏工作了40多年,很有建树,为人也很随和,现在一下子把他调走,不太公平,也难以接受。但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挂牌成立

正2018年12月26日上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挂牌成立。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王宁出席挂牌仪式。王宁要求,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作为此轮机构改革后的新机构,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新一轮改革的双重任务

正城市化委员会关注农村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城市化"这个概念把农村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它不仅可以立足于城市、关注城市的发展,而且可以着眼于农村、研究农村的问题。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涉及了五个主要方面的改革,也吸收了很多实践经验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思考"三农"问题已很多年了。"三农"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深层次问题。从2013年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我感到改革的实际成效并不明显。老百姓没有明显感受到改革的实际成     

去世68年后,斯大林成“被告”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生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他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去世60多年后,还会有人翻出历史的旧账,变着法儿把他和老部下、时任苏联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打成“被告”。     

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以“撒旦的诉讼”系列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撒旦的诉讼"题材的若干文本被誉为中世纪程序法的"随身手册"。但其中蕴含的情感设定使这些文本也成了情感史研究的极佳素材。通过比较14世纪初"撒旦对人类的诉讼"以及14世纪晚期的"贝利亚的诉讼",我们可以把握变动中的法庭情感标准以及教会法针对律师行为(尤其是情感表达)所作的规范。相比沿袭了俗语文学惯例、容忍法庭上愤怒的情感表达的法语改写本,"撒旦对人类的诉讼"的拉丁语原本呈现了平面的情感模式,将愤怒设定为魔鬼的标准情感。而在内容更为复杂的"贝利亚的诉讼"文本中,特拉莫的雅克设定了一个善于伪装和控制情感的魔鬼律师,以此警醒法官不要被律师的表象和谄媚所迷惑。进一步对比14世纪巴黎高等法院的情感规范,我们能够发现教会法对世俗高等法庭在情感观念上的影响。     

“2·4”批示前后

正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湘江风雷"发出"2·4批示",内容只有50个字: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提议建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它代替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从1967年1月11日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署签发中央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可     

“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是"清乡运动"的主要谋划者与核心人物.其得力的措施使该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李士群在"清乡"中急剧膨胀的势力与强烈的离心倾向,严重威胁了日本"国策",这是其致死的根本原因,他的死也与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有关.所谓死于军统反问计之说实属夸大之辞,因为这种说法忽视了李士群与日军及周佛海之间极其尖锐的矛盾.     

林彪的喜读书与“政变经”

林彪这个人喜读书,至少在抗日战争后期是如此,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明。喜读书对他来讲,其用意可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乐于求知,坏的方面可能是学习中国历史上臣工们的争迎避祸之术。林彪在这个方面可谓千古奇人。1962年7000人大会上,只有他的讲话,受到嘉奖,因为他说,自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出现的绝境,都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其逢迎之奇绝,用心之阴毒,脸皮之奇厚,古往今来都可算是个绝对冠军了。要找一人一事来比,可能只有苏联的贝利亚了。上世纪30年代上半期,贝利亚在苏联南高加索之小国任地区中央局书记。19世纪末、20…     

1952—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

自1952年7月开展的全国司法改革运动,是紧接着"三反"运动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之一,是新中国的首次司法改革运动。这次运动在中央司法部设立中央司法改革办公室,从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抽调干部所组成,由最高法院委员会秘书长闵刚侯任主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王怀安任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在之后的十五年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和不断拓展,十五大上正式将这个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深刻论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杨效椿

1965年10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杨效椿,接替刘征田任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就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来说,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以后,"左"的风潮得到了遏制,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也逐步改善。就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来说,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揭发了省委、首先是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错误:大刮"五风",饿死了几百万人;搞"一言堂",压制民主;搞冤假错案,把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封锁中央,不如实反映情况……安徽省委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党的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做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