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日本口述史起源于公元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受近代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口述资料逐渐被边缘化,以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史占据了历史编纂的中心位置。二战后,伴随着民众史和社会史的勃兴,口述史开始为日本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记忆转向,日本口述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历史事实转变为考察历史叙事本身的建构与口述资料背后的语境、权力关系等,口述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革新。战争性暴力由于其议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资料,成为日本口述史的一个中心议题。日本史学界通过聚焦“慰安妇”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性暴力,从性别视角推动和更新了战争史的研究。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 ,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 ;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及二者的变迁 ,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 ,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

中国学界在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影响下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记忆史研究,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已成一定规模,并朝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条不同路径演进。这两条路径在研究对象、史料获取、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特点,但也有相通之处。作者认为,两条路径的融合将是中国记忆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读柯文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记忆的转向。①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并逐步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纳入史学研究,对其加以记述、分析和解释。这种趋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历史创伤问题的讨论中,其焦点是大屠     

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一场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其再现底层声音、挖掘史料来源和研究大众记忆方面的相关工作而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运动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利用口述资料呈现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为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口述史被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广泛应用于英国地方史、社区史、劳工史和女性史等领域,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工作坊运动日益关注记忆问题,尝试从记忆和意识的角度考察口述史背后的社会脉络及其意义,进而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     

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

书写内战史有助于美国人内战记忆的形成,记忆的调整又推动着内战叙事的演变。通过南部老兵与妇女的努力,“失去的事业”从一种地方记忆上升为民族记忆。从20世纪开始,这种南部记忆主导了美国史学界对内战史的书写。直到越战后期,学界才从社会文化与政治需要的角度剖析“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兴起及其影响,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群体记忆、英雄记忆,以战场旧址、军事公墓及其纪念碑为中心的有形记忆场。因服务于国家重聚与民族和解之需,存在多种面相的“联邦事业”记忆被美国人长时期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突出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学界开始重新评析这一强调联邦统一与解放黑人的内战记忆。总之,美国学界对内战记忆的探究总体遵循“失去的事业”与“联邦事业”这两种叙事路径,但其研究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从21世纪开始,内战记忆史的研究逐步走向了多元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记忆与历史理解

"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     

纪念史与记忆史：一个学术关系问题的思考

在国内外学术史脉络中,纪念史与记忆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学界从记忆史视角研究纪念史,颇有新获。但纪念史研究并非总从记忆史角度观察,而有着独立成派之势,并从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日渐形成自身特色。同时,学界不乏批判之声,纪念史研究陷入某些困境。从纪念史研究已形成的特色,以及来自学界的议论而言,纪念史研究亟需回应处理这些质疑的声音。记忆史视域的思考将提供更多方法论启示,此亦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关系的应有之义。这将更好地为纪念史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提供资鉴,有助于纪念史研究更好地发展。     

旅游地理视角下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

记忆是当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记忆与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潮"和"记忆转向"的兴起,记忆研究日益成为中西方旅游地理研究者的关注领域。本文通过对人文地理学中旅游相关研究中的记忆议题和研究方法的梳理,从记忆、物质景观与地方意义的感知,记忆、仪式与身份认同,以及旅游者的情感体验与地方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充满文化、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内涵的记忆地理问题发展脉络及独特意义,为国内旅游地理学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

本文尝试从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评述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发表的记忆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尽管研究议题趋于多样化,但都表达对记忆政治性、叙事本质以及展演性的关注,具体表现在对纪念景观空间叙事的文本政治学分析,大尺度记忆场域中的记忆构建主体多元化、空间占有与反抗以及记忆创伤等记忆政治议题,个体记忆如何被身体贮存、携带甚至时空迁移并通过身体实践而被再次激活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与人口结构剧烈变化背景下,如何借鉴与应用西方记忆地理学相关理论,更深入地剖析具有本土特色的案例素材,应成为我国记忆地理学未来发展方向。     

试析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

上古时期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是后世历史记载的源头.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其某些影子.出现于早期历史记忆中的"人"多为"英雄"或"圣人",而非普通的人.逐渐剥落掉神的身影,而呈现出真正的"人"面貌,已经是野蛮与文明之际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人--神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记忆是古代文明出现上升的阶梯.     

基于UGC数据的上海历史街区记忆要素关注分析

历史街区是城市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良好的街区记忆有助于增加游客的旅游认同感,而旅游的发展则可以加深、唤醒和延续记忆,有助于街区记忆的传承。本文以上海历史街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游客发布于网络空间的游客评论为研究数据,运用Python编程中的TF-IDF算法提取评论中的热词并计算热词的热度,并结合内容分析法,提取游客较为关注的上海历史街区记忆要素,获得游客关注情况。结果表明：(1)上海历史街区记忆要素可以归纳为街区道路、重要景点、设施与服务、历史建筑、景观风貌、街区氛围、城市印象、美食节庆等8个类别;(2) 8类记忆要素的关注情况不同,城市印象、街区道路、设施与服务、重要景点等4类记忆要素的关注度较高,景观风貌、街区氛围及历史建筑类记忆要素的关注度较低,美食节庆类记忆要素的关注度最低;(3)根据历史街区记忆要素关注情况的不同,在开发历史街区旅游时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开发和记忆要素提升策略。研究结论对于获得游客的关注偏好,明确上海历史街区保护和旅游开发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UGC数据的上海历史街区记忆要素关注分析

历史街区是城市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良好的街区记忆有助于增加游客的旅游认同感,而旅游的发展则可以加深、唤醒和延续记忆,有助于街区记忆的传承。本文以上海历史街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游客发布于网络空间的游客评论为研究数据,运用Python编程中的TF-IDF算法提取评论中的热词并计算热词的热度,并结合内容分析法,提取游客较为关注的上海历史街区记忆要素,获得游客关注情况。结果表明:(1)上海历史街区记忆要素可以归纳为街区道路、重要景点、设施与服务、历史建筑、景观风貌、街区氛围、城市印象、美食节庆等8个类别;(2) 8类记忆要素的关注情况不同,城市印象、街区道路、设施与服务、重要景点等4类记忆要素的关注度较高,景观风貌、街区氛围及历史建筑类记忆要素的关注度较低,美食节庆类记忆要素的关注度最低;(3)根据历史街区记忆要素关注情况的不同,在开发历史街区旅游时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开发和记忆要素提升策略。研究结论对于获得游客的关注偏好,明确上海历史街区保护和旅游开发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历史：马克思的概念及思想体系——兼谈西方全球史学的成就与局限

为了回应西方全球史学对我国世界史教学、研究和编撰工作提出的挑战,本文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各民族“普遍联系”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可视作其“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的两个要点或思路,认为有关“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问题和纵向发展问题它都注意到了。然后,本文就由此产生的五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通过这种探讨来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丰富内涵,论证人类社会的演化而非横向联系才是构成世界历史的主线,“大工业”的发展仅是世界历史中两种趋势发生“交集”的开始,而“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才是两种趋势的“真正交集点”,西方的全球史不是完整的世界史,因而不能取代传统的世界史。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班纳迪克·安德森认为所谓庞大的很多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想象构成的一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说,我们不要用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从民族国家里救出来;施坚雅而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韩国强调亚洲史、东亚史,弱化中国与中国史,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历史单位”;1996年以后“新清史”诞生,形成一股大潮。看起来似乎只是国外中国学界各种理论、学派、观点的争鸣,但实际上掩藏了很多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中国”、“中国史”这些概念,面临被消解、结构的困境,学术争鸣的后面又藏着政治的背景。国内学界如何应对,如何解决,本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过程。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旨在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阶段。史学理论家已经在盘点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哪些方面仅是昙花一现,哪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历史记忆"(也许还有"历史叙事")就是此类具有持久意义的论题。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追求多元性的必然结果,也因其排斥语言的经验在场性而可望成为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彭刚教授在综合批判各种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实践和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对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作者看来,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此外,在利用记忆伸张正义和实现政治目标之间也需作谨慎的处理和把握。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参与有关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     

论皮纸与加洛林时代历史记忆的保存

英语出版界普遍认为加洛林史学的崛起是加洛林法兰克人史学创造力提高改善的结果.本文则拟从书写材料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加洛林法兰克人主要使用的书写材料——皮纸对于他们保存历史记忆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皮纸材质的不易腐烂,使得加洛林法兰克人建立在“加洛林文艺复兴”基础之上的史学成果——原创性的史作和誊抄的前代史作能够以较大的数量留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