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墨宝

我友贾文宁 ,出身于贵阳教育世家。其曾祖聘三先生 ,是清末贵阳的名人雅士。聘三先生喜爱诗文书画 ,与之交游者大都是文人画士、社会名流。聘三之子一民先生 ,曾参加过清末戊戌科举 ,是贵州的“孝廉方正”（举人）。一民先生后投身教育事业 ,与凌秋鹗、黄干夫等人创办“达德学堂” ,为贵州的新式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文宁的外公蔡岳（字衡武） ,是贵州的实业家 ,对推动贵州的辛亥革命功勋卓著。辛亥革命成功后 ,衡武先生曾任“大汉贵州军政府”首任财政部长 ,对当时的军政界及商界颇具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衡武先生曾提携过黄齐生先生 ,资助…     

贵州赤子 达德楷模——记谢孝思先生

谢老孝思先生是我伯父包北弘之爱生,父亲包净六之挚友。在我小时,他常来南京我家,以后天各一方,直到1956年父亲曾去苏州与他会晤。“文化大革命”后,谢老多次返乡,我均去拜谒,主要聆听谢老深谈“达德”传统、贵州教育、父辈往事、苏州园林、贵阳发展,议“达德”恢复,开会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丁达三于2000年10月10日12时4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4岁。今年农历11月10日是父亲百年寿辰,谨以此文对他老人家表示永久的纪念。父亲去世的头一年,即1999年的6月20日,老人家写了一首短诗“: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父亲把这首自嘲短诗写在宣纸上,并邮寄给我。“一事无成愧疚多”,这是父亲的心里话、真话。他觉得自己一生无所作为,虚度年华,愧对桑梓,愧对子孙。我担心老人家这种心态,有碍他的健康。趁父亲93岁寿辰之际,我撰写了一副对联,并请我的老同学、父亲生前极为赞赏的书法家戴明贤书写…     

我亲历的贵阳王伯群故居发还及其他

正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是父亲的恩师。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经带我去过王伯群校长贵阳护国路圆顶房的家。见面后叫我给王校长和夫人鞠躬行礼,喊太老师和太师母。他们都很喜欢,叫我常去玩。可惜因为那时年纪太小,加之相隔年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     

《大彝震遣使聘日年代考》商榷

《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刊载的杨雨舒同志《大彝震遣使聘日年代考》一文,关于大彝震两次遣使聘日的年代,根据1950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的《国书寮典(?)解题》记载的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牒文后面的年款是“咸和十一年闰九月廿五日”,认为金毓黻先生所说的大彝震第一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一年、第二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八年的说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朱国忱、魏国忠及陈显昌等人所说的大彝震第一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二年、第二次遣使聘日是在咸和十九年,我完全同意杨雨舒同志的这个看法。但是,他在文中根据孙玉良同志《渤海纪年订补》一文所得山的《新唐书·渤海传》所载九位渤海王“均是即位当年改元”的推论,认为大彝震改元咸和,应在唐文宗太和(按应作“大和”)四年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听苏民谈戏剧与人生

几年前在西郊宾馆开会,吃饭时恰好坐在苏民旁边,不谙世故的我径直问“贵姓”,先生不以为冒犯,回答我“苏民”,并亮出胸牌给我看。看我一脸懵懂,大概猜出我此时正在心里问“苏民是谁”,就补充一句:“濮存昕的父亲。”闻此言同桌的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苏民也笑着自我解嘲:“以前和儿子在同一场合,别人都是指着濮存昕介绍:苏民的儿子。现在是:介绍我时,还要加上一句:濮存昕的父亲。儿子如今比我名气大多了。”幽默里透着自豪。先生的平易消除了我的拘     

怀念启功先生

2005年6月30日启功先生去世后,我曾经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先生一程。一年后,启先生夫妇的灵骨安葬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人土为安。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到万安公墓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先生伉俪墓前竖立着一块巨大的黑色墓碑,其形状与先生生前最喜爱的一方砚石相同。面对墓碑,我相信先生伉俪的灵魂早已化蝶升人天堂。我与先生云天远隔,迫思之情,不能自已。先生去世后,     

父亲的故事

我的父亲丁益智是贵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祖上是江西人,他出生在贵阳四川巷。他的父亲是一位在江西会馆为贫困孩子们上课的“先生”。由于经济的原因父亲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所以当父亲有了自己的小家时他是非常珍惜的。他十分热爱教师的工作。工作起来兢兢业业。     

刘大年忆郭沫若

我父亲刘大年从50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在郭沫若院长直接领导下工作,至郭老去世, 前后二十七年,除“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外,一直与郭老保持联系。在郭老的领导下,经历了建国后学术界的一些     

龙幼安和他的《劝同胞生产歌》

龙幼安,何许人也？一位悲剧型的高级农艺家;一位贵州农业教育和农科研究的先驱;一位热爱家乡,对家乡农业生产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今年（1995）是幼安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家乡人,我们特撰这篇小文,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1895年,龙幼安出生于贵州郎岱县（今六枝特区）岩脚镇。未满周岁,父亲因病去世。居编的母亲因子女多无力抚养,幼安三岁被送到贵阳三板桥姨父家。姨父刘显世系贵州有名的军阀。当时任贵州督军省长。膝下无子女．愿意充当幼安的监护人。幼安在贵阳,五岁随家庭教师读“四书”、“五经”,八岁读小学,十二岁（1907…     

古籍专家杨伯骏二三事

壬申五月,一生手不释卷的古籍专家杨伯骏先生,终于释卷而去。 他是我妈妈彭淑端的表弟,我一直称他为舅舅。在他的去世讣告上,除了列有中共党员、中华书局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及几个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副教授等头衔外,还冠以“著名学者”称号。其实,他的名字是少为人知的,用时新语言来说,即知名度有限。但是,一个人的知名度与他的成就贡献和品德修养未必都成正比,许多真正的专家贤者,恰恰少为人知。为此,我也颂贤不避亲,提笔写写我的杨伯骏舅舅。 1957年,我在101中学毕业前夕,妈妈带着我去看望当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

父亲是我最崇敬佩服的人,我一生从他那里受益最多,他使我充满了优越感,家庭的温馨民主气氛熏陶着我,铸就了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父亲使我一生都没有畏畏缩缩地生活过,就是他被批判和打倒的十年,我也受益匪浅,尝到了人生的全部滋味,因此加快了我的成长和成熟。父亲去世已25年,我仍常常梦到他,一些生活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母亲去年去世后,在清理父母的物品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自传和工作笔记、“文革”中被监禁时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交待材料(专案组退还的)等。得以对父亲的家世、革命经历、“文革”中所受的罪和他的思想情感有一个全面的…     

王炳南在干校

今年12月22日是王炳南伯伯逝世15周年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王炳南伯伯是和蔼的长者,是我的忘年交。我认识王炳南伯伯是在1971年4月4日,当时我和哥哥一起随父亲到江西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们父子三人被安排在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中,张灿明夫妇、焦若愚夫妇就住在我们的隔壁。父亲带我熟悉环境,走到住所旁的一片小树林时,我看到有三个人迎面走来,父亲惊喜地小声告诉我:我是王炳南。父亲和炳南伯伯同时紧走几步,炳南伯伯一把拉住我父亲的手,大声说:“希禄同志,你好吗?我好想你,我想你会来的。”“王部长,你好,裕云同志好吗?”炳…     

汉口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我当时只有10来岁,凭我的记忆,记述一下当时武汉热烈庆祝的情景用以反映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父亲舒少南是《武汉日报》摄影记者,自己也办有“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肩负着宣传抗日的重大责任.通讯社设在汉口泰宁里,与《新快报》隔壁,该社社长万克哉(后万去台湾,居台北,已去世)与我父亲十分熟悉,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我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上我,上街去边看边走,边拍那     

护国三杰——蔡戴陈

这幅翻拍的照片,是贵阳供电局的退休工程师吴尚志老师提供的,他说是王伯群先生之女王德龄赠送他父亲的。他父亲吴照恩先生是兴义人,抗战期间毕业于贵阳大夏大学,深受校长王伯群器重,聘为大夏附中部主任。又说照片上的三个人他只知道中间着戎装的是蔡锷,另两人不知,我告诉他蔡锷右手边的是戴戡,另一个不知。     

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吴绪华

一 我的父亲吴绪华,字协安,1878年生于贵阳。兄弟六人,父亲排行第三。祖父是卖布小商,生活虽不富裕,但却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分注重孩子们的学习,     

我的贵阳情结

离开故乡贵阳旅居香港,已是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星移斗转,我对贵阳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贵阳和香港虽然相隔万水千山,可我和贵阳之间,却有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贵阳永远在我心中。 我的父亲孙序九先生,原是上海的一位工商界人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母亲从大上海撤离向西转移。一路上颠沛流     

我记忆中的顾廷龙先生

<正>因家学渊源,我一直着力于曾祖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研究,回忆学术之路,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令我铭记在心。他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影响我至今。我尊敬地称顾廷龙先生“起潜老伯”。起潜老伯去世时的《讣告》介绍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评价他是“著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高中时,我便常常听到伯父蕙孙先生和父亲厚泽先生谈起顾颉刚和顾廷龙这两个名字,知道这叔侄二人都是著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