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评介

清代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是一部集大成的韩集注本,但如此重要的韩诗注本一直没有整理本问世.郝润华教授和丁俊丽博士点校整理的《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出版2012年)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刘长卿集版本考述

刘长卿是唐代大历年间的一代作手,人称"五言长城",不仅在当时,即使在明清时代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关于刘长卿集的版本研究,有万曼的<唐集叙录·刘随州文集>,次有由蒋寅翻译的日本高桥良行所著之<刘长卿集传本考>,再有储仲君先生<刘长卿诗编年笺注>所附的<〈刘随州集〉版本考〉.     

从《孔子诗论》到《诗序》的诗教思想发展——以《皇矣》、《大明》、《文王》为例

<孔子诗论>公布后,再次牵动有关<诗序>问题之讨论,同时也为重新探究"诗教"观念之继承或转化建立起新契机.虽然<孔子诗论>中对于风体诗的评论,明显有重情的趋势,而代表汉代<诗>教思想的<诗序>,又明显注重政治风化之作用,彼此遂产生较大的差异,且显然有思想转化之现象.然而这种<诗>教思想明显转化之痕迹,在<孔子诗论>所评论<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诗中却非如此,而有继承发展之现象.职此之故,本文将深入此三首史诗的内容,从对比各首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内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状况,而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有更确实的理解.全文之进行:在前言说明为文之动机、目的以及讨论范围之后,进入核心议题,依序讨论此三首诗从诗义到<诗论>,乃至于到<诗序>的诗教思想继承发展之情形,获得更清楚的思想发展脉络.     

从《玉台新咏校正》看纪昀对乾嘉校勘学的贡献

纪昀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其家藏的明冯舒<冯氏校定玉台新咏>(以下简称冯校)和清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以下简称吴注),都收列入存目[1],而其自撰<玉台新咏校正>[2]中校勘部分的内容则单独成书,更名为<玉台新咏考异>[3],并托其父纪容舒名,收入<四库全书>.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纪昀对该书的看重.     

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研究

今所见李商隐诗集和文集的笺注本均定型于清代,其中冯浩《玉谿生诗笺注》是最为详备精审的笺注本。本文叙述《玉谿生诗笺注》三版本概况,分析阐明各版本在编订诗歌年份、笺解注释与诗歌文字校改方面的变化特征并肯定此书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研究的贡献。     

魏源《诗古微》论《诗经》二《南》

魏源所著<诗古微>是清代<诗经>学史上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一部力作.魏源重新诠释了二<南>"被文王之化"的观点,从而否定毛、郑以"后妃"、"夫人"解二<南>的迂腐之见.关于世次,魏源否定二<南>皆西周盛世乐章的说法.<诗古微>说解二<南>诗旨新颖独特,体现了二<南>的国风特色,但作为经学家固有的经学意识,魏源说诗也存在论述武断的问题.     

苏辙佚诗辨伪

本文通过对<苏辙集>和<全宋诗·苏辙诗集>中的苏辙佚诗进行考辨,发现<初春游李太尉宅东池>、<益昌除夕感怀>、<除夕>、<过豫章>、<诗一首>等五首佚诗不是苏辙所作,分别属于张方平、唐庚、黄庭坚、苏轼等人所作.开展苏辙佚诗的辨伪工作,可以使其诗集更趋完善,能促进其学术研究.     

刘歆与《诗序》

<诗序>即<毛诗序>的简称.①历来对于<诗序>结构的划分有所谓的"大序""小序"(郑玄<诗谱序>②)、"古序""宏序"(程大昌<考古编>卷二"诗论十"③)、"前序"(<二程遗书>卷二上)、"后序"(范家相<诗沈>卷三"关雎"条)、"首序"(郝敬<毛诗原解序>)、"续序"(龚橙<诗本谊>"卷耳"条)、"下序"(<六经奥论>卷三"诗序辨"条④)等称谓,究其所以命名,多出于持论者的已定观念,难免庞杂难明.本文的讨论将放弃这些成说,希望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序说与各家诗说的关系,从而探究<诗序>的"著作权"归属问题.     

黄庭坚补遗诗数种误录辨正

<全宋诗>卷1027、<黄庭坚全集·补遗卷>属于黄庭坚诗补遗著作,其中误收了一些非黄庭坚诗;<四库全书>本<山谷集>、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等黄庭坚诗的全集刊本也误收了一些非黄庭坚诗.     

《汉乐府·枯鱼过河泣》解

<枯鱼过河泣>始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入"古辞"一类.其后<文选补遗>卷三十四、<广文选>卷十二、<诗纪>卷十二等均录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