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存亡始末

1931年,由于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随时面临被侵占的危险.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我是怎样进入黄埔之门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反对日本侵略、全民奋起抗战的序幕,这时我正在北平外交部街大同中学读书。由于日寇先后占我东北,吞我满蒙,签订《何梅协定》,成立冀东殷汝耕伪政权,亡我之心暴露无遗,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尤其青年学生,更是顿足捶胸,誓与日寇不共戴     

“何梅协定”之辨析

时至今日,《何梅协定》之有无以及如何看待这一协定,无论是大陆、台湾还是日本的史学界,依然歧议纷呈。因此,有必要将《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以求得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史料上说有,有的史料上说无?为什么对这一专用名词只能用引号而不能用书名号?熊宗仁先生写的《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定”》一文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见证抗战——你所不知道平民记忆

日军发动侵略。迫使百姓连夜逃亡 1933年,北平故宫的珍宝被伪装起来,悄悄南运。日本人已经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为了保全华北,在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中,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这一协定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     

何应钦有关“何梅协定”电文四件

本馆所藏1935年《何梅协定》前后何应钦致刘湘等人电文四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予刊布,供研究者参考。     

张自忠: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     

郭维城与《平凡》杂志

正1936年,我父亲郭维城在东北军总部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在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在全国发行的《平凡》杂志,反对法西斯独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围剿"红军的同时,坚持对日妥协,签署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张学良、杨虎城多次谏蒋,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他无理拒绝。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

正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与他的一次谈话内容,从中大抵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事变前的心理状态。保定见蒋,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前段的热情,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一台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有机会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可恨。因此,在保定从他的车厢一出来,我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瞬息间我又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面前的人说:‘我是吓你们的’,哎呀,真是啼笑皆非!《何梅协定》丧权辱国。何应钦坐镇北平,强制东北军调离华北,蒋能     

平津《十校宣言》与“一二·九”运动

《十校宣言》的历史背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大好河山落入敌人之手。1935年《何梅协定》后,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加紧策动华北"自治",妄图建立第二个傀儡政府。而南京国     

中共军事强硬结束英军"炮舰政策"

"紫石英号"闯入长江防线194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经过反复磋商,4月15日,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然而,直至20日,南京政府却迟迟不肯在该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全国。     

何梅协定前夕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一件

何梅协定前夕,行政院长兼外长汪精卫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转告对日交涉情形。该电文主要表明了汪氏对日态度及蒋汪之间在对日外交上所达成之默契,同时说明了东北军五十一军在何梅协定前即已确定调往陕甘。这些对于研究此期中日关系及华北问题颇具参考价值。     

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中国抗日战备之两份建议书

1935年5月至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与其达成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中日战事步步临近。8月间国民政府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就抗日问题向蒋介石汇呈了关于应付时局的建议,阐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建议经以后的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虽然法肯豪森以及其他一些德国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抗日准备只是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态度,并且明显违背了纳粹德国军政当局的指令,但他们的这些活动仍然是研究中德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现特将法氏关于中国抗战两份建设书公布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

1935年6月——7月间,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所谓“何梅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证之一。但是,从当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到今天的台湾当局,一直否认该协定的存在,想以此开脱历史罪责。另外,史学界对该协定的某些提法,     

一件不寻常的死刑

1947年5月13日清晨,天津警备司令部执行了一件不寻常的佟海山死刑。这死刑案因涉及评剧名演员小白玉霜,故成为津门热门话题。执行死刑通常都在午后,而这次由于《新生晚报》事先发表了消息,突然改在清晨,从而在执行上显得很不寻常。《新生晚报》在1947年5月11日早刊登简讯:原文是:“《本报北平电话》评剧坤伶小白玉霜(李在雯)控其本夫佟海山汉奸及黑旗队领袖案,前已轰传平津。最近演化,佟李离异事实已成定论,对佟海山之发落,据传军事当局已有判处死刑之讯,即在候令执行。”(按:《新生》与北平《世界晚报》每日中午以长途电话互报两地新闻)还…     

《还粹集》与“三生会”杂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闽中诗人何梅生（振岱）、刘龙生（敬）、高颖生结成“三生会”,不时聚会咏唱。高颖生《还粹集》刻成,赠我祖父刘敬一部,祖父在集中有批语,我年少时亲见过。此集旱已遗失,不料而今被福建图书馆找到。消息传来,惊喜不已,勾起对三位诗老昔日风采的回寸乙。     

关于近代史上教会内地置产协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法国为代表的天主教会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内地置产协定而引起的教案交涉屡见不鲜。这一显著特点,连天主教会编的《契卷汇式》也不得不承认:“历观公庭案牍,每多田宅争讼。”近代清政府与法国关于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的协定先后有三个,分别为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同治四年(1865年)柏尔德密协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内地置产协定。本文拟据有关档案史料,对上述三个协定的由来及交涉经过作一简要考察,期能进一步认识近代教案之起因。     

秦城监狱的由来

功德林监狱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地址在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故也称功德林监狱。这座监狱是民国4年(1915年)建造的。1949年5月,华北社会部进驻北平。我当时     

记30年代北平的两个左翼文学社团

一、熔炉社 大约1935年3月间,我因事到北平东城,顺便看看住在那里的文友俞作舟。作舟是浙江人,在一所中学教语文课,文学素养较深,是北平《京报》文学副刊《诗剧文》的主编。他因事南归,建议报馆把文学副刊由我接办。当时我在北平文学青年中是活跃的人     

雪日出城——北平地下工作一事

１９４３年,冀中区党委社会部──冀中公安局派我到敌占区做地下情报工作。先到了敌占区北平。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在国民党后方地区西安,做了一年的记者工作。日本投降后,在胡宗南办的训练班受训一月后,被派回北平,因而,我就成了从国民党大后方派回来的“国民党人员”了。 在北平,我在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北方日报》任编辑、记者和沈阳《东北日报》驻北平特派员。１９４８年,我到傅作义机关报纸《平明日报》任军政要闻记者。围城期间我随城防司令楚溪春视察了城防、环城马路和新修的天坛机场,还深入了解了“反共专家”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