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与曾希圣调离安徽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封写给"中央并敬爱的主席"的检举信,引发安徽政坛巨震:先是毛泽东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不点名批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霸王","个人独断",难免有一天要"别姬";继而刘少奇3次到安徽大组讲话,鼓励与会代表"揭开"安徽"瞒报"中央、"非正常死亡"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盖子"。会后,主政安徽10年的曾希圣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黯然离开安徽。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     

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

1959年至1960年问,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之后,省委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了成功,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于1961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了“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一年,粮食大丰收,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正当省委意欲继续推行“责任田”时,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免除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责任田”被强令改正。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周恩来宜昌中堡岛纪行

1958年3月,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研究解决三峡工程问题。2月下旬的一天,宜昌地委第一书记薛坦放下电话机就给我说：“省委领导同志来电话说,周总理乘坐的江峡轮已从武汉启航,近日内将抵宜昌考察三峡大坝坝址,为成都会议讨论三峡工程作准备。同行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部门、省的负责人和水利、电力专家。要求地委、专署派负责人前往迎接和陪同考察。”他征求我的意见：“你说去谁呢？”我说：“你是第一书记,当然得去。还要去难你定吧！”薛坦说：“我刚接手工作不久,你在宜昌工作多年,算个‘老宜昌’了,…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纪念陶铸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代序

1966年6月1日，陶铸同志在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工作。1965年，他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次，奉调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由王任重同志担任第一书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作风都很朴素，不迎送，不请客，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     

邓小平在西南局时期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关怀

1949年末，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与刘伯承一道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南。这时中央向解放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发出一份电：“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的确，“广大的民族地区就要     

曾希圣: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1968年7月15日,原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罹患重病逝世,永远离开了同他血肉相连的江淮儿女。时光已流逝了32年,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他那奋不顾身的工作精神,他严于律己,在一度执行极左路线后彻底醒悟,主动自责,勇于自我批评的共产党人风格,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安徽许多干部和群众心里。他在安徽战斗22年的业绩和宝贵工作经验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杨效椿

1965年10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杨效椿,接替刘征田任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就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来说,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以后,"左"的风潮得到了遏制,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也逐步改善。就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来说,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揭发了省委、首先是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错误:大刮"五风",饿死了几百万人;搞"一言堂",压制民主;搞冤假错案,把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封锁中央,不如实反映情况……安徽省委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七千人大会前后，漩涡中的安徽（中）

七千人大会召开 检举信 导致会议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几封检举信,目前已知其中一封来自安徽。“我后来晓得,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问题。刘少奇后来带了一帮人到安徽组来‘揭盖子’。不只针对曾希圣,省委几个书记后来都受影响降职了。”马维民说。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张家口市饿殍月达一千余人。原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的市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实事求是，敢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彭德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撤销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公共食堂，提倡和人民公社相对立的包产到组等等。为此，惹恼了中央领导，毛泽东主席点名批他是“胡”﹂开明，使他沉冤蒙难十六年。但是，当地人民的心碑上却刻下了：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所写这一历史往事，虽然读来令人心碎，却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三次会议

1959年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武汉，6月24日乘专列由罗瑞卿、垂任重陪同。经岳阳到长沙，住蓉园。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陪同者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还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在韶山住了三天，看到了一些乡亲骨瘦如柴，但是乡亲们不愿“苦情重诉”，不愿让毛泽东知道“五风”的灾难，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     

陈云说：养猪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

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暖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胡耀邦“大跃进”时期在独山考察

1959年元旦刚过,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决地清理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领团中央宣传部长杨海涛、《中国青年报》记者等一行到西南地区进行视察调研,了解青年团在农业“大跃进”第一线的工作情况。元月8日下午2点     

“中共安徽地委”名称辨析

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全国党组织有一个统计:“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①在安徽的这一地委名称究竟是“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安徽地委),还是中共安庆地方执行委员     

我所知道的“文章”发动内情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了“文革”酝酿、准备阶段,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个个被突然“揪出”“打倒”的经过,以及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有关情况。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的林默涵,回忆了“文革”前几年中央领导层在文艺问题上的几次斗争,特别是康生、江青等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内幕。当时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的主要助手、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继上期关于《二月提纲》的回忆之后,又记述了暴风雨前夕彭真和中央几位“秀才”的活动情景。     

1981年陕北农村改革调查

<正>改革调查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首先从安徽凤阳县和肥西县两个地方开始。当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解决了过去人民公社体制当中“大锅饭”问题。刚开始改革推进得还比较顺利，农民要求非常强烈。1979年、1980年两年，随着整个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和农业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效果非常显著，可以用四个字来讲，就是势如破竹。到1981年春天的时候，农村改革已经在全国铺开了。当时党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允许农村改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于是中央政策层面上放松了，“紧箍咒”没了。     

安徽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

安徽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笔者１９９０年６月在安徽青阳县得一枚安徽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铜元径３．３、厚０．２厘米，重１５克，面珠圈、“光绪元宝”、中心满文“宝安”，左右各有一颗六点有星边花，上“安徽省造”、下“每元当制钱二十文；背珠圈坐龙，左右各三颗六点有星边花，短距，上英文“安徽”、下英文“二十文”。币面漫漶。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五月初十，在原省银元局基址上成立安徽铜元局，至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五年间共铸６种光绪元宝铜元。据光绪三十三年冯煦《皖政辑要·度支科·币制中·铜市》，安徽二十文仅铸四万四千八百零六枚，除去皖造大清铜币二十文，安徽光绪元宝二十文币当十分稀少了。（《皖东金融与钱币》１９９２．２王律友）安徽光绪元宝二十文铜元@王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