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探析

论文以二战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为研究对象,初步考证了新加坡华人教会创办学校的历史,分析了影响新加坡华人基督教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新加坡华人教会办学宗旨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产生的效果。认为二战以前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对教会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各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特点,也成为影响教会教育,乃至基督教传播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华人社会的变迁,1885年前后卫理公会调整了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从而使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章介绍了基督教新教的产生过程,以及新教早期进入中国开办教会的情况。教会在创办学校,促进中西化交流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位牧师眼中的张学良

程牧师名嘉禾,是夏威夷华人第一基督教会的牧师。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基督教会开办的神职学校。改革开放后,他一直担任专职牧师。1991年定居美国后,被聘为该教会的牧师。 张学良到美国后,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公理会上,也是感恩节     

金陵大学师生抗日爱国的光辉事迹

正私立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一所十分知名的教会大学,这所学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美国美以美会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此后,1891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成立了基督书院。1894年美国教会长老会在南京成立了益智书院。这三所学校几经合并,最终在1910年成为了金陵大学堂,校名由当时的书法家,曾担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的李瑞清先生题写,首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金陵大学虽然是一所带有     

我与贵阳聋哑学校

中国特殊教育的兴办,始于近代,在很长时期里其发展十分缓慢。直至上世纪30年代,除上海、南京、北京,杭州等大都市及基督教教会所到之处有几所教会或私人所办的盲聋哑学校外,全中国竞只有南京办有一所公立的盲聋哑学校。     

广州协和神学院概述

广州协和神学院（Ｃａｎｔｏ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是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学院 ,在全国１０多所与之相类似的神学院中 ,也是较有名气的神学院。一广州协和神学院成立于１９１４年 ,原名广州基督教高等协和神道学院。设立这一学校的背景是１９１３年的“穆德会议”。穆德（ＪｏｈｎＲａｌｅｉｇｈＭｏｔｔ）是美国人 ,基督教新教国际组织领导人之一 ,毕生致力于基督教各教会教派的合作 ,曾获１９４６年诺贝尔和平奖。穆德于１９１３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 ,设…     

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东西两派。西部教会自称"罗马天主教"。东部教会强调自己的"正统性",自称"东正教"。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宣布为国教,并强制国民信仰东正教。     

东正教与俄罗斯精神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1054年。基督教正式分裂为东西两派。西部教会自称“罗马天主教”。东部教会强调自己的“正统性”,自称“东正教”。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将东正教宣布为国教,并强制国民信仰东正教。     

论早期拜占庭的宗教争论问题

早期拜占庭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涉及三个基本派别(阿里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派)、两次大的起伏。这一争论,反映了在拜占庭统治下的不同地区人民维护其固有化传统、反对帝国政府暴政的意向;反映了基督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各大教区教宗)在基督教取得罗马-拜占庭国教地位之后,欲建立统一教会并争夺教会控制权的政治斗争。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和皇权的参与,确立了拜占庭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促进了东方教会中神学思辩传统的发展,加速了东西方教会的分离,同时也使近东地区成为基督教异端产生的温床。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美国中西部华人基督教会调查——以科罗拉多州丹佛都会区为例

论文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都会区的几家华人基督教会为样本,分析了丹佛华人基督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教会的人员构成、参加教会活动的原因、教会运作模式及社会功能,反映了科州乃至美国中西部地区华人基督教会的基本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以丹佛为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华人基督教会历史不长,规模普遍较小,组织结构较为简单。教会信众来源广泛,目前以中国大陆为主体,涵盖了两岸三地及东亚、东南亚等地华人。华人基督徒多从事医学、网络信息、矿业、会计和厨师等专业技术工作。尽管参加教会活动的华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教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但作为丹佛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基督教会仍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社会组织,在团结华人,救助华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提供精神支持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挫折与复兴:民国基督教五年运动之布道事业初探

为复兴教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1930年发动了著名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各地教会积极配合,声势浩大。因来华传教士人数及差会经费减少,五年运动着力培养本土布道人才,举办训练班、退修会,强调信徒的社会责任,教会领袖应身担重责;五年运动提倡个人布道,号召平信徒参与布道,引人归主,艾迪、龚斯德等外国布道家亦来华布道;各教会还采取新春布道、帐篷布道、联合布道、奋兴大会等多形式的群体性布道,重视文字布道,并推行基督教家庭化运动,引领家庭归主。五年运动虽未达到教徒翻倍的目标,但是教徒数量与质量均有增长,带来了教会的复兴,也推动了教会的本色化。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教会税及其影响

起初,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宗教上都是异教徒,但在7世纪,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及其臣属都皈依了基督教。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教堂捐等教会税开始见诸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中。教会税是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教会拥有政治权力,在民众中间拥有道德权威,但是,教会税也增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沉重负担,使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生活更加不稳定。     

“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4月11日至12日,"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信义宗神学院以及香港圣公会明华神学院联合举办,是首次在亚洲召开的以冷战对亚洲教会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美国、瑞典、德国的17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基督教与冷战国际研究计划(1945-1990)"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自2007年启动,由学者及教会领袖组成委员会,已先后在剑桥(2009年)、法兰克福     

话说“晏成”

苏州市第三中学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晏成中学,它是由美国南浸礼会(基督教会的一个分支)在苏州的传教机构——谢衙前教会创办的。创办人是美国传教士麦嘉祺先生。1902年,麦嘉祺受美国基督教差会派遣,以传教兴学为己任,航海来苏。麦嘉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美国里丘蒙大学文学士、道学(哲学?)博士。1906年,麦嘉祺征得美国本部的许可,于礼拜堂的左侧设立小学,以培植当地的信徒子弟,学校定名为浸会学校。最初的浸会学校,规模简陋,学生寥寥,然而造就人才的基础也于此奠定。本世纪初,苏州较有规模的非国立学校,如东吴大学、晏成中学、桃坞中学…     

武汉基督教青年会

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已在中国天津、香港、上海、北京、广州等重要城市相继建立。此时的武汉三镇由于近代文明的影响,新型工业、新式教育、商业贸易呈现出初步的繁荣。一批知识分子、工商界上层、教会领袖等开始热衷于推动新的社会风尚。基督教青年会在武汉的活动由此应运而生。早在1906年,教会所办的文华书院、博文书院、仁济医学院等出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校会活动。与此同时,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把在远东扩展青年会运动的目标放在了汉口等城市。北美协会当时筹款200万美元,并决定四分之一用于在中国的八个大城市修建有现代设备的青年会会所,汉口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伪满体制下宗教团体的处境与应对——以基督新教为例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日益紧缩,对教会的监控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并在日本教会的协助下重新整合东北基督教体系,将其改造为服务于侵略政策的工具。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西方传教士持低调忍让的态度,只有涉及原则问题时才进行有限度的抗争,即便如此也未能遏止教会的衰落。而日本教会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亦促使我们反思宗教在国际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沦陷时期基督教会的遭遇,是伪满体制下各宗教团体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显示出国际政治博弈对宗教产生的深刻影响。     

《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评介

近日,笔者拜读了暨南大学夏泉博士的大作《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该书洋洋27万余字,字里行间追寻着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的历史足迹,较为系统深入地厘清了自晚明以降直至1911年基督教在岭南地区的办学活动及其发展轨迹。该书因选题新颖,立意深刻而被列入“岭南文库”丛书系列,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本书的创作价值和学术品味。纵览全书,笔者认为夏作有如下几个特色：     

12—13世纪法国南部市民异端产生的社会条件

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在基督教神权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几乎一切有害于封建教会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运动,都被加上“异端”的罪名而受到教会封建势力的镇压和迫害。在中世纪早期,被斥为异端者,往往是教会中致力于改革的神职人员。随着基督教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成为正统和秩序的象征,所谓“异端”也日益跳出教义争端的“学术”范围,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群众组织形式,或成为封建主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反教会、反僧侣色彩也日益鲜明。与此同时,教会对“异端”的排斥和迫害也变本加厉,以至于那些在从事科学研究中触及了神学“禁区”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也往往被打成“异端”而遭受灭顶之灾。     

全球地域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新视角

以往海内外学者均曾将中国教会大学史视为西方传教士在华宣教活动予以研究。在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直陈:“无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经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判虽然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出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